壹、前言

一行為不二罰，雖為憲法原則，但在現行司法，卻常出現同一事遭雙重、甚至多重處罰的現況，這最明顯之例，就是太極門案件。而在此案中，除了同一事，被以刑事與行政訴訟外，在行政訴訟部分，更將同一事件，切割成不同年度與部分，而為不同的判決，致使此案訴訟，竟可超過二十七年。如此的現狀，就凸顯此案所反映出的稅法與司法問題，致必須探討其問題所在及突破之道。

貳、太極門案所凸顯的一行為二罰之問題

   一、一行為不二罰為憲法原則

（一）定義

所謂一行為不二罰，指的是國家對人民的同一行為，不得為雙重處罰。如在刑事法領域。若一行為觸犯數罪且侵害一法益，即法條競合，僅能從一重罪處理。至於若若一行為觸犯數罪且侵  害數法益，即想像競合，雖侵害法益非單一，但依據刑法第55條，仍必須從一重罪處。

 (二)憲法依據

至於一行為不二罰，雖未明文於我國憲法，卻藉由以下憲法解釋為具體化:

1. 大法官釋字第503號解釋:此號解釋認為，若違反組稅義務之行為，同時符合行為罰即漏稅罰的處罰要件時，雖兩者的處罰目的及要件不同，但只要處罰其一，即可達成目的，就不應重複處罰。
2. 大法官釋字第584號解釋:此號解釋認為，針對觸犯某些刑法犯罪，不得從事計程車駕駛之工作，雖尚未達於違憲之程度，但仍應隨時檢討。此號解釋，雖將重點擺在工作權與平等權之保障，卻仍有涉及雙重處罰之問題在。
3. 大法官釋字第604號解釋:針對交通處罰條例對持續違規停車，予以多次處罰，是否有違一行為不二罰，此號解釋認為，尚未逾越公益與必要程度，故並不違憲。但此號解釋又認為，不能僅以收去移置費，即來推斷連續舉發的正當性。
4. 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針對刑法第47條，即累犯加重二分之一，此號解釋雖不認為有違一行為不二罰，但不分情節輕重，一律加重，就有違比例原則，致得在兩年內修法[1]。
5. 大法官釋字第808號解釋:一行為受刑事處罰後，若再受秩序罰，即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故大法官解釋對於一行為不二罰的內涵，雖仍未達於固定與恆常的見解，但至少已明確承認其處於憲法之地位。

(三)適用範疇

至於一行為不二罰的內涵，於現今，仍未有達於共識之見解，但至少必須包含以下層面:

1. 不限於同一法領域:雖一行為不二罰，似乎集中在同一法領域，針對同一行為的雙重處罰，但若從上述的大法官解釋來看，並不限於同一領域。即只要涉及相同性質的處罰，都在一行為不二罰的適用範圍。
2. 一事不再理適一行為不二罰的表徵:針對一行為不二罰，不僅實體處罰的問題，反應在程序法，即是一事不再理。

惟因一行為不二罰的內容，仍處於浮動，故於具體個案上，仍可能出現同一事件，遭多重處罰的狀況，如太極門案。

二、太極門案所凸顯的問題

(一)刑事無罪的確定性

在太極門案的刑事部分，檢察官以詐欺罪與故意以不正方法逃漏稅，起訴武功團體的掌門人夫妻即弟子。雖經十年訴訟，全數以無罪確定，但從三審的判決來看，法官幾乎集中於詐欺罪不成立的論述。惟就詐欺罪之成立，除必須施以詐術之外，尚得有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並因此交付其物，使得以該當。故檢方就使用詐術與否，不僅以不存在的證據為證明，也將單純的謝師行為，當然是詐術，這不僅是對師徒關係的汙衊，更嚴重侵害被告的信仰自由。故就此部分，雖然在第一、二審的無罪論述理由，頗為精細且內容詳盡，實僅是在指責檢方，可以在幾乎沒有證據下，就對被告進行訴追。

至於有關故意以不正方法逃漏稅之部分，法院判決認為此罪屬作為犯，不可能以不作為型態為觸犯，故就被告而言，因其認為是贈與，致無任何繳稅問題，單純不作為，決不可能符合法條之要件，致無涉故意逃漏稅罪之餘地。

(二)另行課稅有無正當性

而在檢察官起訴的同時，卻也將起訴事實通知國稅局，並要求其對被告課稅，並因此迫使被告進行漫長的行政救濟，此明顯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因在法制上，不法所得必須藉由沒收來剝奪，若為合法所得則屬課稅之問題。故在檢方認為被告，是因故意逃漏稅而有不法所得，自不應自我矛盾，再以合法所得而要課稅之理，致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只是在刑事無罪判決確定後，就無不法所得，致可以為課稅呢?

(三)刑事無罪確定所遺留的問題

如果從刑事無罪判決，乃是針對逃漏稅，則在確定後，基於既判力的客觀效力，自不能再對其為任何的課稅或罰鍰，否則，就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只是刑事無罪確定判決，對於故意逃漏稅部分，幾乎僅以此罪不可能以不作為方式來違犯為無罪理由，稅捐機關就必然會有以下理由來為其課稅的正當化基礎:

1. 處罰要件不同:刑法的逃漏稅罪，必須是故意，且以不正作為來犯之，但課稅、罰稅，則不已此為要件，兩者處罰要件與目的不同。
2. 既判力效力不及:刑事無罪判決，並未對要否課稅為明確表示。
3. 刑事舉證程度較高:要判被告有罪，必須達於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之程度，但行政訴訟，則無庸到此程度。故刑事無罪，未必代表無行政不法。

只是在刑事經過漫長十年得到無罪確定下，對於無罪判決的既判力，是否可如此狹隘解釋，實有相當懷疑。更重要的是，在刑事與行政救濟，同時進行的情況下，就使被告疲於奔命，就是對被告的雙重處罰，這絕對有違憲法的訴訟權保障。

(四)行政訴訟違反一事不再理

而在進入行政訴訟後，這不僅已存在刑罰與稅罰併存的雙重處罰，且法院卻將之切割成數案件處理，這明顯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因此行政訴訟的爭點，不在每個年度要繳多少稅，而在敬師禮，是否該課稅，至於其後續行為，雖在客觀上是每個年度計算，但卻有連續性，致應在法律上當成是同一事，若依據年度切割為數案，就明顯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如此的切割，若針對各年度的認定相同，問題尚不大，但在太極門案的行政訴訟之確定判決，卻僅有一年度認定要課稅，其他年度，甚至到現今，也未有課稅問題。如此的結果，實屬於同一案件的判決矛盾，致屬於判決絕對違法，致得對課稅確定的年度，聲請再審，只是如此的救濟，卻有極大的障礙。

參、聲請再審的訴訟障礙

一、現實困境

針對太極門案，若要聲請再審，可能出現的現實困難:

• 新證據的浮現不易:由於稅務訴訟，是人民在對抗國家，且在政府機關擁有資訊專屬優勢下，當事人欲完整取得政府資訊，實有相當大的困難。更遑論，主管機關可能的隱匿證據。尤其在現行制度，並無當事人聲請再審，可為相關卷證的閱卷下，這種資訊掌握的不對等，實更屬嚴重。
• 公務員的實質影響力:而更不能排除的是，只要主管的官員層級越高，且仍在其位，所有可能翻轉案件的新證據，就不可能浮現。只有在此等官員卸下職位多年後，才可能因實質影響力的喪失而曝光。這也是聲請再審，往往得等待時日的主因。

二、再審的新事證解釋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1項第 13 款，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即所謂新事證，司法實務一向排除判決確定後始發生之新證據，此既為法條所無，也侵害人民的訴訟權。

三、再審期間的限制

而與刑事訴訟無期間限制不同，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4項，行政訴訟的再審聲請期間，限定為判決確定後五年內。如此的限制，實剝奪了人民的救濟權。尤其很多證據，掌握在行政機關手中，致很難被發現，只有在主事者卸下公職後，這些證據才可能出現，如此的五年限制，不啻在掩飾行政不法。

更何況，很多必須藉由新的科學技術，才足以翻轉案件的可能性，也會因此五年限制而喪失。也因此，此五年的限制，乃完全為減少法院負擔而設，卻肯定是與憲法的比例性原則有所違背。

只是於2021年1月，大法官釋字第800號解釋裡，並未宣告再審的五年期間限制違憲，而僅認為聲請再審不算入此五年期間。如此的解釋，就可能使錯誤的判決，因五年期間已過而因此變成合法，此實嚴重侵害人民的程序與實體正義。

四、再審迴避問題

(一) 前審裁判的定義

任何人皆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乃為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的重要內涵。又依我國已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第1款，亦明文人民有受獨立無私法定法庭審判之權。所以，訴訟程序必須有迴避制度之目的，不外為：

1. 人民的訴訟權保障：同一案件，若重複由相同法官為審理，將影響人民的救濟權，致使訴訟權保障被挖空。
2. 公正司法的維持：藉由迴避制度的建立，可使有偏見的法官不能再審理案件，致成為公正、公平審判的最重要表徵[2]。

故迴避制度，乃是保證法院的公平審判的基石，這不會因是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而有所區別。而於行政訴訟程序，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9條，即列有法官應自行迴避的六種事由。而若法官，面對曾為裁判之案件再為審理，不僅可能影響當事人的審級利益，更可能因此受前案判決之影響，致已產生預斷，致無法達成公平審判之要求。故於行政訴訟法的5、6款，就分別將曾參與前審裁判及曾參與再審前之裁判，列為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以免使人民的公平審判權因此受影響。

(二)關於前審裁判的問題

關於法定應迴避事由中，所謂的參與前審裁判，其中關於前審的認定，向來有學說爭議為[3]：

1. 審級說：此說認為，迴避制度重要保障當事人的審級利益，故所謂前審僅指參與下級審[4]。
2. 拘束說：此說認為，迴避制度乃基於裁判的自縛性，本於裁判一次性原則，只要是曾參與裁判者，就不得再針對同一案件進行審理，致不管是否為下級審[5]。

 

若基於公平法院之維持，以及避免未審先判的預斷，自應以拘束說來為是否參與前審裁判的基準。惟就刑事訴訟來說，根據大法官釋字第178號解釋，則採取所謂審級說之觀點，而將前審僅限於下級審。惟於之後，針對民事訴訟，即大法官釋字第256號解釋，則認為參與前審裁判之迴避事由，既為維持當事人的審級利益，亦為保持裁判的公正性。而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0條，關於行政訴訟迴避規定，必須準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關於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5款，即關於參與前審裁判必須迴避的事由，自然應以大法官釋字第256號解釋之意旨為適用。

而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5款，只是曾參與前審的裁判，法官就應自行迴避。而此處的前審裁判，不僅包括為實體判決者，即便是為形式判決，甚至有參與準備與正式審判程序，卻因調離現職而未能為判決者，也因已接觸到相關證據，致帶有一定心證，也屬所謂前審裁判。

（三）司法實務的限縮解釋

只是於司法實務裡，對於前審裁判採取極為限縮的解釋，即僅限於為實體判決者，故若未為此等判決者，之後再分到同一案件，也無庸迴避。如此的解釋，實已使此迴避事由的適用範圍，極度限縮。

如以太極門的稅務行政訴訟案件來說，第一審的受命法官，不僅是審判的核心，也全程參與整個過程，只是在判決前，調升至最高行政法院。而因此案上訴後，其又審理此案，這不僅已有先入為主的偏見，當事人的審級利益也因此被剝奪，致嚴重侵害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

（四）關於同一案件的問題

在訴訟法裡，針對屬同一事實之案件，一旦被起訴，即會產生一事不再理之效果，即在裁判尚確定前或確定後，不得再針對同一案件進行起訴。故關於是否為同一案件，於訴訟法裡，就成為相當重要的工作。

由於行政訴訟，多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是否屬於同一案件的判斷基準，自應以民事訴訟法為依歸。而是否為同一案件的判斷，除從主觀，即當事人是否同一外，就是客觀範圍是否相同，致必須以訴的聲明與訴訟標的為比較[6]。

惟就行政訴訟裡，關於撤銷訴訟之場合，行政法院雖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95條第2項，變更原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但證諸現實，行政法院仍只是將原處分撤銷，並要求行政機關另為處分。如此的結果，就使行政機關再針對同一案件進行調查後，而再為相同之處分，致使撤銷判決的既判力流於形式。同時，也因行政機關重為處分，就使相對人必須再為行政救濟，即便再次遭撤銷，亦因行政法院不自為判決之故，致使人民被送上絞肉機般，不斷被凌遲，於太極門的稅徵救濟案件，即是一顯例。

而如此陷入無盡訴訟輪迴之夢魘，早已無法滿足憲法訴訟權保障之要求，人民只能保證司法審判的公正性。惟行政機關針對同一事實所為的處分，即便經行政法院撤銷確定，但因行政機關重為處分之故，故當人民聲請行政救濟時，就會被認定與前案非屬同一，則前案曾為審理的法官，若又再審理同一事實之案件，因在形式上屬不同案件，就被認定無庸迴避，致使此等制度被完全架空，不僅行政救濟落空，所謂司法公正性，也將因此無從保證。也因此，關於行政訴訟的同一案件，就應從事實是否同一為基準，而不應僅以行政機關所為的不同處分為認定。

（五）多重不迴避等同使人民喪失一個審級利益

迴避制度既然在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及保證司法的公正性，故只要具有法定應迴避之事由，就應自請迴避。惜於太極門案件裡，由於對同一案件認定採形式、而非實質認定，且對於前審亦沿襲現有侵害人民權利的下級審見解，致使曾經審理的法官，完全無庸迴避，則在難以期待法官自我糾錯下，遭法院不利對待的結果，也屬意料之中。這就使聲請人第一審的行政訴訟權，因此流於形式，致於實質上少了一個審級利益。又曾參與下級審但未為實體判決的法官，於最高行政法院也不迴避，且在其僅為法律審的情況下，也等同此案當事人的審級利益，完全被侵蝕殆盡。

(六)憲法法庭判決能否或解脫

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針對刑事再審，曾審過的法官是否該為迴避，已明確給予應迴避的肯定答案，但如此的見解，卻無助於行政訴訟的迴避問題。因在行政訴訟，對於同一案件，乃採取極為限縮，致使一事不再理被限縮下，如此的憲法判決，仍無解於現行的困境。

肆、憲法法庭是戰場嗎—代結論

所以針對太極門案的確定判決之糾正，似乎只能寄望於憲法法庭。只是此案判決確定，乃在憲法訴訟法正式實施前，就必須在憲法訴訟法正式施行的2022年的前半年，向憲法法庭提起訴訟，這明顯已過此落日期間，故就只能再提再審聲請。而這也會過了五年的再審期間，而必會被駁回，致得在走完救濟程序而確定後，再向憲法法庭提起訴訟。這不僅有事漫長過程，且憲法法庭是否受理，又會是一大問題。甚且，就算受理，也是先解決五年再審限制的違憲性，至於有關是否不法課稅與違反一行為不二罰等，又得有後續訴訟來解決。從此過程，實就看出，我國即便已將諸多人權公約轉成國內法，但要再具體案例裡，實踐所謂的人權保障，卻仍是遙遠與漫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