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災害研究中，「災害社群」是指那些經歷過自然或人為災害的社群，這些災害並未摧毀他們，反而增強了他們的韌性。

*本論文發表於2024年5月20日義大利巴勒莫「2024年歐洲宗教學會會議」。

By Stefania Cerruti*

作者：斯特凡尼亞．塞魯蒂 *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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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S與歐洲委員會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促進重大災害領域的研究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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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研究過去透過不同試驗性的模型來解釋災害，但至今仍難以被普遍接受為一門學科。人們一致認為，這個研究領域包括自然災害，如地震，也包括人為災害，如戰爭或對某特定群體的宗教或政治迫害。因此，可以說太極門案件屬於災害研究認定的範疇。自 1996 年以來，太極門經歷了一場人為災難。他們的道館被突襲搜索，領導人被違法覊押，台灣媒體在四個月的偵查期間刊載四百多篇聳動不實的報導大肆誹謗，讓他們深受其害。

一、脆弱性

現代災害研究的第一個典型是脆弱性。儘管現今受到批評，但這種模型在 20 世紀末佔據主導地位，與先前對災害的解釋相比，代表進步，且在某種程度上使災害研究合法化，成為一門學術領域。在英國法律術語中，災害被稱為 「天災」。這種說法至今仍在契約中使用，契約雙方同意，如果因為 「天災 」而無法履行義務，他們不會承擔責任。在世俗化的社會中，這些詞語仍然保留著這種觀念：地震、洪水、火災是人類無法控制的。這些災難來自上帝，當 「天災 」開始被稱為 「自然災害」時，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脆弱性模型宣稱，純粹的 「自然災害」並不存在，任何災害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地震往往不可預測，然而，我們可以預測，某些地區的居民更容易受到傷害，他們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害，因為他們的房屋是用較差的材料建造的，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立即應對災害。脆弱性主要是社會結構。我們根據歷史、經濟、權力等因素將某些人歸類為弱勢群體。

當然，脆弱性在人為災害中更加明顯且關鍵。文學和電影一再探討這做觀點，即窮人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而富人或大多數富人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倖存。此外，有些人為災害的迫害者專門針對他們所知道的弱勢群體。納粹德國的猶太人被描繪成有錢有勢的人，但事實上，相對於德國國家機器和納粹黨而言，他們所謂的權力實在微乎其微。

儘管脆弱性模型並不完整，卻開啟提供一些要素，從災害研究的角度來分析太極門案件。1996 年，台灣處於後威權階段，迎來了第一次民選總統選舉。代表執政黨國民黨參選的總統希望以民主方式連任，但並未預期有強勁的對手。事實是，這場競爭非常激烈，他雖贏了選舉，但得票率只有 54%，低於他的期望。他的對手之一是台灣最大佛教團體佛光山住持的弟子。選舉結束後，執政黨決定掃蕩對手，突襲搜查了好幾個被指沒有支持執政黨候選人的宗教修行團體，包括太極門。

面對國家權力，太極門師父和弟子處於弱勢地位。製造太極門案件的主要責任人—檢察官侯寬仁有能力操縱媒體，而脆弱的太極門弟子幾乎沒有反擊的能力。正如人們所言，專制政權會利用假的刑事起訴和假的稅單這兩大工具打擊弱勢少數群體，而這正是太極門的親身經歷。

另一方面，在解釋人為災害時，將脆弱性作為主要或唯一的類別也有問題。現今，人們之所以對脆弱性抱持懷疑態度，原因之一是它可能被用來指責受害者。2022 年 11 月 24 日烏魯木齊大火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當時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一棟維吾爾族家庭居住的十八層樓房發生火災。由於政府嚴厲的 「清零」（Zero COVID）措施，大樓的門被從外面上鎖，因此大火發星時，住在裡面的人無法逃出，造成許多人死亡。

這場災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是中國全國抗議活動的催化劑，最終導致了「清零」政策的結束。其中引起抗議者憤怒的一點是，在烏魯木齊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電視臺播出了一名中國軍方代表指責災民 「缺乏自衛和自救的準備」。他給人的印象是，不僅維吾爾族這個脆弱的少數民族成為了 COVID 防疫措施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在火災中喪生，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錯。

用更專業的話來說，不僅在中國，脆弱性模型有可能使其想要保護的受害者喪失權力。在太極門案件中，把 「弟子」僅僅視為 「受害者 」是錯的，更不用說太極門「師父」。他們不僅僅是被更強大的社會行動者壓制的被動受害者，他們的反應決定了接下來的發展。

二、韌性

21 世紀初，災害研究中的脆弱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被韌性模型所取代。從脆弱性到韌性的轉變似乎可以重新賦予受災者力量，恢復他們的能動性。這個模型試圖評估和衡量那些陷入災難的人們如何設法抵禦災難。抵禦災害的程度最終決定了個人和社會的結果。或者說，人們是這樣認為。

用「韌性」來概括太極門的態度的確非常適合。太極門案件發生之初，師父、他的己故妻子「師母」（太極門人稱之）、和兩個弟子被羈押。道館被突襲搜查，太極門的活動被迫中斷，媒體的誹謗導致弟子在學校被霸凌，在工作場所被嘲笑，家庭不和睦，甚至在街頭被侮辱。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擊垮弟子的熱情與決心。太極門最近於美國舉行的一系列紀念活動中，我們得知了師母游美容女士在面對違法羈押、迫害和不公義對待時所展現出的堅強和決心。這也是所有弟子的真實寫照。韌性，就是如此。

然而，究竟什麼是韌性？在 COVID 疫情期間，這個詞被廣泛使用，甚至被濫用，但在此之前，這個詞就已經含糊不清了。這個詞最初是用於工程學中的建築材料，很難將其定義為一種社會現象，更難以衡量。誠然，脆弱性模型對受害者的反應能力關注不足。但是，抵禦力模型也沒有充分考慮到結構性或系統性問題。這可能意味著，災害中最重要的只是災民如何應對災害。這當然很重要，但不應掩蓋國家和其他權力機構的責任。災害是公共事件，而不僅僅是個人經歷。

在太極門案件中，我們很高興看到，即使面臨迫害，太極門也沒有被摧毀，事實上還更蓬勃發展，並確認其推動和平、愛和良心的國際使命。

然而，在讚美弟子的韌性同時，我們絕不能忽視對台灣法稅制度系統性問題的評估，以及侯檢察官和國稅局流氓官僚等違法製造假案者的責任。有受害人，就有加害人。後者就是製造人為災害者。

正是由於其容易轉移人們對政治責任的關注，在過去的十年中，甚至韌性模型也逐漸被災害研究廢棄。

三、社群

當代最先進的災害研究模型似乎著重於 「共同體」（communitas）的概念，也就拉丁語中 「社群」的意思。它被定義為 「當災難發生時，團體產生的即時社會紐帶和自發性相互支持 」的總和。

這並不是一個新概念。災害研究的創始人，或者至少是鼻祖，加拿大社會學家撒母耳-亨利-普林斯（Samuel Henry Prince）在 1920 年寫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災難與社會變遷》（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普林斯研究了 1917 年的哈利法克斯大爆炸，這在當時是歷史上除戰爭外最大的爆炸案。它造成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 1782 名市民死亡，以及 9000 人受傷。一艘名為「Mont-Blanc」的法國貨輪在哈利法克斯港與一艘挪威船隻意外相撞。問題是，「Mont-Blanc」號載有高能炸藥。這些炸藥因碰撞而爆炸，爆炸摧毀了哈利法克斯市的極大區域。

普林斯感興趣的是哈利法克斯市民的反應。他研究了「災難在激勵社群服務、樹立利他主義行為典範、將能量轉化為行動、捍衛法律和秩序以及發揮慷慨、同情和互助等偉大社會情操方面的作用」。

許多其他研究也證實了普林斯的發現。當災難發生時，觀察家通常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地居民的慷慨與合作通常會超出人們的期待。也總有些犯罪分子試圖發災難財，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事實上，災害研究學者認為，災難事件導致社會混亂而非社會合作的「腐蝕性團體」是特殊情況，因此應該對其原因進行研究。有時，災難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沒有團體出現。在其他情況下，陰謀論可能會毒害團體感情。

災難研究學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真正具有支持性的社群經常在災難後出現。對於這個重要問題，人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一種說法是，人們普遍不信任國家解決災害問題的能力，因此公民們會團結起來，自己動手解決問題。另一個原因是，災害強化了一種感覺，也就是有些問題我們無法單獨解決，需要靠集體合作一起克服。

雖然這些答案都有道理，但我個人認為，研究太極門和洪博士關於良心的思想，恰恰可以找到災難社群形成的更深層次原因。災難是令人震驚的事件，卻可能有助於使我們更關注良心的微弱聲音，良心告訴我們慷慨、利他和與他人合作是對的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立刻可以理解為什麼太極門對他們所遭受的人為災害的反應會加深他們對這個的團體的感情，並組織一個結構良好的強大的抵禦抗爭網絡。如果說災難社群出現的主要原因是良心，那麼以良心至上為主要教義的團體透過建立或強化以良心為本的社群來應對災難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更先進的災害社群模型結合了脆弱性和韌性的舊模型，為太極門個案的災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太極門弟子是抗禦人為災害韌性極強的受難者。當災難發生時，以及在災難後果持續長期影響他們的日子裡，他們塑立了一個典範災難社群。由於災害社群的驅動力是良心，因此，太極門良心教育的核心代表，這個事實使得他們特別能夠透過強化或建立一個強大的社群來應對災難。

原文連結:

https://bitterwinter.org/tai-ji-men-as-a-disaster-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