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assimo Introvigne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
- 作者介紹：
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生於羅馬，義大利社會學家。他創立了新興宗教研究中心（CESNUR）並擔任主任，該研究中心為研究新興宗教團體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國際網絡平台。英特羅維吉教授在社會宗教學領域著有大約70本書及100多篇論文，也是《義大利宗教百科全書》的主要作者。與此同時，他是《跨學科宗教研究期刊》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也是加州大學出版社《新宗教》雜誌的董事會成員。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曾任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打擊種族主義、仇外心理以及歧視（尤其關注對基督教等宗教團體成員的歧視）的代表」。2012年，他出任宗教自由觀察站主席，該組織是意大利外交部為了監督全世界宗教自由問題而創立的。
法國法律學者路易斯･雷諾（Louis Renault）曾在一宗涉及日本納稅人權利的知名案件中擔任仲裁人，並於190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義大利人可能知道路易斯･雷諾這位法學家，因為他和義大利共濟會成員、活動人士艾內斯托･特奧多羅･莫內塔（Ernesto Teodoro Moneta）共同獲得1907年諾貝爾和平獎。莫內塔在統一義大利的戰爭中，加入朱塞佩･加里玻第（Giuseppe Garibaldi）的民兵組織，目睹了戰爭的慘烈，最後投身激進和平主義。
雷諾對國際法具有相當貢獻，在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他剛以《日本房屋稅案仲裁裁定》的主要作者聞名。當時，人們認為該裁決避免了日本與由英國、法國和德國所組成的聯盟之間的戰爭。
和中國一樣，日本在19世紀也曾被迫與具備有優越軍事實力的西方列強簽署日本歷史學家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款允許外國人居住在日本特定的居留地，而且享有領事裁判權，不受日本法律與法院的管轄。歌劇迷可以從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裡看到這種情況。
在國際情勢變動下，1858年至1869年間日本所簽訂的所謂不平等條約於1894年廢除，之前由領事管轄的外國人居留地的所有主權都回歸日本。然而，對於那些依據不公平條約在這些居留地花了很多錢購置房產的外國人來說，卻有一個問題。日本法律禁止外國人在日本擁有房產，所以當時他們無法在日本（未規劃為居留地的）其他地區這麼做。1894年後，依據條約內容，這些屋主可以保留他們的權利，但身為外國人，他們不能在日本擁有自己的房屋，只能依據政府的永久租約向日本支付租金，以保留使用這些房產的權利，且不須繳納房屋稅。
然而，到了20世紀，日本稅務局開始聲稱，之前居留地房產的外國永久承租人不需要繳納土地稅，但應繳納房屋稅。在日本稅法中，土地稅和房屋稅是兩種不同的稅，日本屋主須同時繳納這兩種稅。除了這種雙重課稅的不公平，外國承租人也反對他們與日本屋主處於不同地位。首先，身為外國人，他們無法成為房屋所有人，只能是承租人；其次，他們已經支付了和稅金相當或是更高金額的租金，成千上萬的承租人，關係到巨大的經濟利益。當美國勸說其公民繳納稅款，以避免國際衝突，德國、法國和英國則是威脅要報復日本，包括軍事手段。
令人欣慰的是，各方都決定依據1898年《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訴諸國際仲裁，並仰賴雷諾誠信正直的名聲（儘管他被三個歐洲國家任命為仲裁人），相信仲裁團將做出公正的裁決。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05年裁決中，雷諾和挪威仲裁員格雷格斯･格拉姆（Gregers Gram）（挪威前首相）在日本仲裁人本也一郎（Itchiro Motono）的反對下，做出了不利於日本的裁決。他們的結論是，當1894年簽署條約時，沒有人會料到之後會對土地和土地上建物雙重課稅，納稅人個人不應該因為國際政治情勢變化而蒙受損失。
特別是雷諾，他以出色的法律論理，避免了一場可能因稅收而引發的戰爭，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遺憾的是，日本拒絕接受該獎項，並繼續課徵稅款，儘管為了避免國際報復而沒有強制執行這些稅單，但外國承租人持續使用該房產，仍會持續累積未付稅款。這些案件直到1937才得以解決，但當時的稅務案件已經為日本的國際關係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並助長了導致日本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氛圍。
不過這並非雷諾的錯，我相信這個案件可以證實貪婪的稅務機關確實對和平有所威脅。回想起來，雖然一些日本學者甚至是西方學者，批評雷諾的新殖民主義，但也有學者指出，稅務官員如果無法跳脫自身與稅務機關的狹隘利益，而說服日本政府攻擊外國納稅人，這顯然就會威脅到國際和平。
這是太極門案件中的一個重要教訓，也為台灣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當腐敗的稅務官員不受政府控制，甚至唆使政客盲目追隨他們，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就會受到損害，同時也威脅到它的和平。願國際和平日成為深刻省思這個事實的契機：沒有賦稅正義就沒有和平，沒有解決太極門案件，台灣就沒有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