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許多國家會在這一天舉辦活動紀念，人們也在這一天重新思考實現人性尊嚴與自由...等人權保障的重要。它的由來是為了紀念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確立了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其核心意義在於紀念和推廣人權的普世價值，並強調保護每個人尊嚴與自由的重要性。《世界人權宣言》是一份強調尊嚴、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文件，適用於所有種族、性別、國籍或社會背景的人，象徵著全球共同的人權理想。

國際人權與轉型正義深刻關聯

國際人權與轉型正義之間具有深刻的關聯性，因為轉型正義的核心目標是透過追求真相、伸張正義、彌補受害者、並建立永續的和平與民主社會，來實現基本人權的保護與促進。轉型正義的核心是對過去不公義的揭露與處理，包括威權或暴力政權下的侵犯人權、政治迫害等行為。民主國家必須承認並糾正這些歷史錯誤，以避免類似情況重演。公平與正義是民主的基石。如果歷史的不公得不到修復，民主國家將面臨信任危機，公民對政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會產生懷疑，因而轉型正義是民主國家的基本要求，而非取決於政治需求的選項。未能全面落實轉型正義的國家，其民主體制的完整性和正當性將受到質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歐洲人權法院和美洲人權法院的多項重要決定和文件表明，轉型正義是實現社會和解、保障人權和鞏固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環。

國際社會應對相關國家的行為保持關注，並促使其履行轉型正義的義務，確保民主進程不受威權遺毒的侵蝕。典型案例如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以及拉丁美洲國家對軍事獨裁時期的處理，都顯示出轉型正義對於民主鞏固的重要性。

而尊重人權是民主的核心價值。轉型正義不僅關乎過去的受害者，也確保未來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國際人權規範要求民主國家承擔道義與法律責任，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和第7條明確要求各國進行有效補救和防止再次發生的措施。未落實轉型正義的民主國家，無法充分履行其人權義務，國際聲譽和對內治理都將受損。

未能直達轉型正義的協商式轉型

「協商式轉型正義」是一個針對威權政權過渡至民主政權過程中所採取的方法。台灣的轉型正義被歸類為協商式轉型(negotiated transition)，協商式轉型通常指威權政權在面臨內外壓力時，選擇以和平協商的方式逐步讓渡權力，而非通過革命或劇烈的制度更替實現民主化。在這過程中，威權政黨往往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或避免全面清算，設計了一些限制性條件，使轉型正義的範圍和深度受到限制。

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由當時的國民黨主導推動，並非由底層革命或大規模社會運動強迫政權瓦解。這意味著國民黨在轉型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談判籌碼，能夠設定遊戲規則。國民黨在轉型過程中，同意逐步開放選舉、解除戒嚴、允許多元政黨，但保留了對國家資源和機構（如司法系統、軍隊、財務資產）的高度影響力。

民進黨執政後延續協商式轉型的脈絡，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時間範圍被限定在1945年至1992年國民黨執政時期，排除了1992年後可能的政治迫害或不公義事件。這種時間範圍的設定，實質上是威權遺毒的延續，避免對1992年後仍可能存在的威權行為進行清算。

轉型正義應包括歷史真相的揭露、受害者的賠償與和解，以及加害者的究責。然而在台灣，由於轉型範圍被限定，一些受害者的訴求難以被納入議程，例如1992年以後的政治或宗教迫害案例。對於被排除在範圍外的受害者來說，這種限縮無疑是一種二次傷害。未能徹底清算威權遺毒，可能導致部分社會群體對國家機構的不信任感持續存在。特別是若某些威權行為的受益者仍掌握權力，受害者群體會認為正義尚未伸張，進而加深社會對立。未經充分改革的體制可能成為威權勢力復辟的溫床。例如司法系統仍然具有威權時期的結構性問題，可能出現選擇性執法或對民主權利的限制。

協商式轉型正義需突破限制

實現完全的正義是轉型正義過程中的一個複雜挑戰，特別是在協商式轉型正義的框架下。協商式轉型的特徵在於，儘管有政治轉型，但過去的權力結構與政治體系在某些方面仍有延續性，造成了來自社會的不同預期與需求的矛盾。

協商式轉型之所以被採用，通常是為了避免社會動盪或內戰風險。然而，這種模式必然帶來妥協，特別是對威權勢力的追究可能大幅縮減。妥協雖避免了轉型過程的劇烈衝突，但也為未來的歷史創傷修復設下阻礙。

如何突破協商式轉型正義的限制，本文建議：

(1)擴大轉型正義的範圍：重新評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時間範圍，納入1992年後可能的威權行為及政治迫害事件。並引入動態的轉型正義機制，確保未來若有新證據或新案例出現，可以及時進行追究。

(2)加強歷史教育與社會對話：教育民眾了解威權時期的真相，特別是轉型過程中未解決的威權餘毒問題，促進對轉型正義重要性的認識。透過社會對話，彌補因範圍限制造成的受害者和政府間的信任裂痕。

(3)推動法律與體制改革：深化司法改革，確保司法獨立與公平，防止威權遺毒滲透民主體制。通過加強對威權遺毒審查機制的法律，防止其在法律或行政體系中隱性存在。

協商式轉型的局限性在於妥協所帶來的「正義不完全」，而這種不完全正義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留下了威權遺毒。雖然這種模式的初衷是和平過渡，但長期而言，轉型正義的範圍受限可能損害民主體制的穩定性。台灣應逐步突破這一限制，透過擴大轉型正義的範圍和深化制度改革，轉型正義應更緊密結合國際人權標準，國際人權為轉型正義提供了法理基礎、道德框架與實踐工具，兩者共同追求的是一個以尊重人權為核心，能夠記取歷史教訓並防止暴行重演的社會，以確保正義的全面實現，從而鞏固民主價值與社會和解。

協商式轉型正義的再轉型，必須突破上述限制外，需有專責機構負責監督轉型正義的過程，確保所有政策和措施公平、公正地推進。透過增強透明度與問責制以確保正義的全面實現，不僅能夠增強社會對過去事件的理解，也能為當前負責人提供壓力，促進責任追究；在協商過程中需納入多元聲音，確保各個社會群體的參與，包括受害者及其家庭、學者、社會運動組織等，聆聽不同的意見和需求，以達成更公平的共識；透過經濟補償、心理輔導、社會支援計畫等措施，幫助受害者及其家人修復創傷，恢復他們的尊嚴和生活品質，不僅能逐步實現對歷史不公的完全正義，也能在全社會中建立一種和解與共享的文化，促進長期的社會穩定與繁榮，在在都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承諾，以促進更全面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