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體育政策雖然在進化中，但卻仍落後許多先進國家，政府力拼2025年成立「運動部」，期盼這個升格的運動部可以改善貪腐與黑箱的情況，可以規劃出短期與長期對「運動價值」與「運動精神」的耕耘目標並確實執行，否則就只是「就地升官」，再多的預算也是浪費民脂民膏而已。

臺師大教授李建興曾妙喻：「英文，是世界共通的語言，運動，則是世界平權的語言！」。奧運的主要目標是「以運動會友」，透過運動促進人們全面成長與發展，最終達到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奧運會的發展歷程記錄了人類社會的變遷與進步，歷年來的奧運有許多勵志感人的故事，被拍成紀錄片，改編成電影。

2024年巴黎奧運最後一天，女子馬拉松項目中，最後一位完賽的不丹選手拉姆（Kinzang Lhamo），在金牌得主衝線1.5個小時後才抵達終點，她展現的奧林匹克精神贏得全場觀眾起立鼓掌。

電影《癲瘋總動員》(Cool Runnings)，描述當時身為短跑選手的Sam Clayton Jr.在徵選牙買加田徑隊失敗後，突發奇想地將目光放在冬季奧運，他向朋友說出了想法，組成了雪橇隊，並破天荒取得入圍資格。出身在熱帶島國，有些成員從沒見過雪，一直在草地，甚至浴缸練習，每一幕都笑中有淚，他們資源不足得向別的國家借雪橇參賽，他們到處籌募資金聘請教練，因此獲得了許多國際友誼的協助，1988年首支牙買加雪橇隊出現在加拿大的卡加利(Calgary)冬季奧運賽場上，雖然最終沒有取得任何獎牌，但成績也不是墊底，甚至贏過一些資源與環境條件更好的國家代表隊，這對牙買加運動界帶來極大的影響，帶動更多牙買加人去挑戰其他的雪地運動，甚至在2000年世錦賽上獲得了一枚意義重大的金牌。1988年的電影《冬日奇蹟》，突破了對出生環境的限制，呈現充滿希望的未來。這些都是運動最有價值，並令人動容之處。

運動救贖國民健康，減少醫療支出；運動員奪牌，當國旗或會旗升起，是國家形象宣傳，展現人才培育力，與選手舉手投足所代表的國民素質；國家獲得賽事主辦權，是對一國家或城市治理能力的國際級「認證」；運動，對一個國家或城市往往是名利雙收的產業鏈發展。

隨著運動風氣的盛行，全球正進入運動紅利的時代，根據全球健康研究所（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報告，全球運動健康產業規模在2017年約4.3兆美元，預估到2025年會成長至7兆美元。其中，歐美日韓等先進國家運動消費支出約占整體GDP 2％以上，而台灣目前只占0.7％。

當台灣一些政客和體育工作者只把選手當作是奪牌的工具，被體育協會當做申請經費的名目時，鄰近的日韓在體育的發展上已經更上一層樓了。雖然各國得牌數多寡不是奧運競賽的目的，卻也可以觀察出一些國家對於體育發展的努力，與觀念的改變。人口1.2億的日本，在2024年巴黎奧運獲得了20面金牌，12面銀牌和13面銅牌，涵蓋了16個項目，成績遠超預期，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創下了海外奧運的歷史最佳成績，也充分展現了日本體育的多樣性，就如日本奧運代表團長尾縣貢表示，這樣亮眼的成績是長年累積的系統性努力的結果。

日本政府在1980年末期開始，就開始思考從「提倡運動風氣」轉為「透過運動帶動城市發展」。進入21世紀之後，提出核心理念包括：透過運動能量的激發，向國際彰顯日本是個先進國家；透過運動為全球和平、安全作出貢獻，並帶動經濟貢獻等。在2011年通過《運動基本法》及「運動基本計畫」，之後，日本再次確認了運動立國的概念，以運動為媒介，打造一個能溫暖包覆著社會的搖籃，每一位社會公民從小就參與運動、觀看運動賽事，從中習得堅持、希望，甚至是信心。

韓國也是運動立國30年有成的國家，從1988年漢城夏季奧運到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的30年間，韓國先後完成了冬夏季奧運、世界盃足球賽、世界田徑標賽的舉辦工作，是全球第6個完成「四大滿貫」賽事的國家。借重運動力量，作為發展國家與城市、強化國際連結、輸出軟實力的重要工具之一。顯見與台灣鄰近的日韓兩國，體育運動發展早已從追求「全民健身」及「競技卓越」提升到「運動立國」，成為國家、城市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策略工具。

回溯至20世紀帝國主義盛行時，體育成為各國軍事競賽以外的競爭，國際賽事的成績，代表國民體育的強弱，於是政府開始培植體育選手。日據時期，例如司令台、跳健康操等，都是體育與軍國主義的結合。

熟悉體育協會運作的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曾指出，台灣的體育協會一開始就是「社會控制的模式」，本來就是政治考量下的產物。每個體育單項協會初期都是政治力的延伸，因為體育資源必須要由政府挹注，所以帶頭的都是政治人物。例如：棒球由退輔會下的榮工處管理、籃球歸國民黨、足球歸國防部主導的華視等。 如今體育已經民主化，但政治力量依然沒有完全消失。雖然各體育單項協會已是由內政部《人民團體法》所管的人民團體，但至今仍接受政府補助。

立委黃國昌日前質詢體育署兩件體協報假帳的案件，一是2016年冰球協會曾詐領部助款58萬，2019年參加世界U20冰球錦標賽，選手家長又控訴，當時每個選手花4萬元買機票，冰球協會卻以每張機票49933元向體育署要錢，但最後每個球員卻只拿到1萬元。第二案是迷你足球協會之前亂報假帳，錢追回來了，體育署如何懲處? 當時體育署官員沒有具體回應，讓黃委員很生氣，質疑是協會背後有政治人物在撐腰。運動與國家形象有切割不斷的連結，但台灣的體育發展卻長久以來欠缺管理和長遠謀劃。

國際奧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於憲章中明定「政治不可介入運動」，各國運動必須保有自治權。因為這個原因，政府必須藉由中華奧會以及各單項體育協會接觸國際賽事，並將國手選拔與舉辦比賽的任務交由各協會辦理。這些協會與一般人民團體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是國際賽事唯一對外窗口，有提名國手的權力，具有社會公益性。問題就出在《人民團體法》給予體育協會高度自由，卻在低度監管的狀況，少數協會因此弊端叢生。

去年11月前立委王婉諭就痛批中華足協，屢屢傳出對國手欠薪、性別歧視等離譜作為。今年奧運前夕又爆出運動選手遴選不公的問題。立委柯志恩曾表示，體育界風波不斷，足球、籃球、網球都發生單項協會與選手間涉及權利義務的衝突，2017年努力推動《國民體育法》修法，希望改革單項協會的帳務、財務黑洞，與業內外人員皆不信任的問題；然而在修法後，理應要求協會公開透明的體育署卻毫無作為，長期縱容協會，讓改革變成一場笑話。

《國民體育法》修法已七年，當時修法改革的重點有：要求財務、業務透明化，更明定體育署的監督職責，每年要對協會輔導、訪視、考核，項目包括遴選制度、會務運作、財務健全等，且可依考核結果作為補助依據，同時也給予體育署很大的武器，當協會運作不良時，體育署不僅有權依《國民體育法》撤免職員、停止補助，更可以「收回補助」制裁，但看在外界眼裡，作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體育署只會撒幣補助，卻沒做好實質監督。是體育署官員怠惰瀆職？還是體協背後仍有政治人物在操弄，貪瀆之事難行監管？

相較於諸多其他議題，體育運動政策在台灣歷次總統大選都不會是主角，頂多提及充實體育經費及照顧優秀選手，與「運動立國」的視野與格局仍有一段差距，而體育運動界似乎也沒有太多自己的主張，或是對政策內涵的回應有具體評析。顯然，當台灣仍把體育當做國際競賽的概念，已落後許多先進國家。 

蔡英文2016年的體育政策主張中提到，體育是國家重要戰略，是教育最根本的核心之一，也是一個具有高價值、可以培養專業人才、提供就業機會的「產業」，還有，它更可以凝聚國人的認同感和榮譽感。蔡英文當時說，體育本身是有整個產業鏈存在的。但這麼多年以來，這個競選主張並沒有被貫徹執行，如今立委們每次質詢到體育署就會火冒三丈，證明2017年《國民體育法》的修法並沒有發揮作用，體壇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問題依然存在。

「十分的艱辛」大概可以簡略概述台灣體育運動界的困境。「體協」被稱作「體邪」，風波不斷；2021東京奧運「官員商務艙，選手經濟艙。」；一些公立體育大學設備破舊……。種種反映出台灣一些政府官員貪腐、短視近利，不但沒有「體育立國」的想法，還利用各種管道濫用公帑與權力，資源沒有用在全民與選手的身上，更遑論行銷國家形象，以及改善台灣的體育環境，變成提供就業機會的「產業」。

1950年代當時的亞洲首富菲律賓，不僅是亞洲籃球冠軍常客，更是首屆亞洲盃棒球賽奪冠隊伍，但曾幾何時，因為菲律賓政府貪腐、經濟沉淪後，運動力早已不復當年，如今菲律賓的籃球、棒球已位列亞洲B級以下了。台灣應該引以為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擬定的「國際體育運動憲章」就明言：「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2019年聯合國運動促進與和平發展辦公室第73 次會議中指出「運動是促進教育、健康、發展與和平的手段」。對現代國家而言，體育不僅僅是體育，更是一個國家的綜和實力，運動展現的不只是國民的健康與體力，更是一國或一個城市的文創、行銷、基建、產業、外交，甚至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等的治理實力。

台灣官員與體育界高層應以良心做出改變，廣納各界的建言，鼓勵發展多元的運動，協助整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讓社會更有活力與希望，讓運動不僅僅是選手奪牌的榮耀時刻，更可以做為社會的養分，永續灌溉著社會的穩健與團結，提升全體國民的素質，創造更多感動人心的運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