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21世紀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必須面對更多複雜多元的新挑戰，以及因應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而為了國家安全的保障、人民福祉的維護，各國政府也必須具有多元、創新、靈活的治國能力，因此相應的行政組織變革是必須的。但實際運作上，是否能夠符合組織改造的期待，仍須全民檢視。
組織升格，是否都適格？
行政院自今年四月起開始組織調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組織法」第3條修正案，農委會升格為農業部，經濟、交通、內政部三部組織法修訂案陸續通過立法院三讀，不少所轄機構獲准升格並擴編人力。此外，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依三讀通過之「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改制為三級獨立機關核安會。
此時，法務部也提案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升格為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吳景欽教授對此表示，「獨立的國家司法科學機構可以這樣設嗎？」質疑法醫研究所升格提案，並不符合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之決議。吳教授指出：司改國是會議所指的司法科學機構，是為司法科學的政策決定、教育訓練及實驗室認證與證照之核發，並非直接從事科學鑑定。而法務部提議的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是由現有的法醫研究所升格，就會將原本的法醫鑑定擴及到刑事鑑識。這將會獨占所有科學鑑識，踰越了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陳逸南發表的「探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改名玄機」一文，引用吳教授論點，認為法務部提議將更加強化目前公鑑定的權威效應，有礙真實發現，甚至是冤案平反。陳逸南主張應將司法科學研究院獨立為財團法人，而非設於任何行政機關之下。陳逸南指出：「刑案之科學辦案，應本著真科學精神來辦理，一定要有科學專業及公平、公正原則。…...如果只是爭取機關的升格，擴充編制，升官同享，而不能有助於避免冤罪的產生，或冤罪的平反，那就失去意義。」
公務機構層級和人力編制，本來就該因應組織功能需求與權責而變更，當政務量變多責任變重，至原組織難以負荷時，升格擴編就不得不然，反之亦然，
行政院這一波密集組織調整，異動規模之大誠屬罕見，然而近期內異動各部會的政務並未顯著增加，中華民國目前也沒有重大的國安危機或自然災害，為何要在這時候進行大規模組織調整？
各公務機構升格擴編，民眾期待的可不是讓官員開同樂會 「升官同享」，而是利於行政效益增加，且增加的效益是否能大於增加的成本？這是民眾所關注的。
組織改造、借鏡歷史，除三呆、戒濫權徵稅
治國如持家，人民期待的國家是，若無法不強徵暴斂而廣闢財源，就必須量入為出、不舉債。《財政紀律法》要求政府妥善規劃國家的有限資源，保有健全的財務架構，國家才能長存。而政府的最大宗支出之一，就是官員的薪資以及相關的各項安家與福利。政府要謀求人民福祉，就要任用既廉且能的官員，因此政府必須提供合理充分的薪資好招募人才為國所用。以政府和民營企業相比，民營企業要想在自由市場競爭中存活，就必須管控人力成本，否則就被淘汰。然，政府卻是先天上排他機構，不會面臨自由市場競爭，若是沒有適當節制，很容易冗官充斥機構膨脹，嚴重者國家就踏上淪亡之路。《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就是要政府謹慎任官，避免冗官，才能打造出精實且廉能公務員團隊為民服務。
借鏡1971年趙耀東創建中國鋼鐵公司的歷史。趙耀東早年留學麻省理工學院，後經營企業卓有成效，故而被蔣經國延請來台。中鋼創業初期，部分員工是由政府機構轉任，引入了當時少數公務員的不良習氣，小至上班時間喝茶聊天看報紙，大至任用私人近親繁殖，導致冗官充斥，甚至搞小集團貪汙索賄。趙耀東對這種惡習明文禁止，一有查獲即明快嚴辦毫不寬貸。如此嚴明紀律，使中鋼不靠壟斷、沒有保護，成為國營事業的績效冠軍，和全球最有競爭力的鋼鐵廠。1981年趙耀東升任經濟部長，開始大力整頓國營事業，痛斥「三呆」（呆料、呆時與呆人）之弊，明快撤裁台金、台鋁等績效不彰的國營事業。如此革新時弊，得罪不少既得利益者，在立法院被痛罵，但趙耀東仍毫不退縮，說道：「我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也對得起台澎金馬同胞，我從未計較個人生死！」這番告白為自己贏得「趙鐵頭」綽號，也為台灣爭得農業轉型工業後的經濟奇蹟。蔣經國有了中鋼這樣亮麗的基礎工業成績單，才有資本和信心推動下一波轉型：由基礎工業提升至高科技產業。1985年蔣經國延攬同樣是麻省理工學院出身的張忠謀，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近40年後張忠謀繳出台積電這張同樣亮麗的成績單。
不避免冗官，國必亡！宋徽宗趙佶是個最悲慘的示範。宋太祖以禁軍統帥篡位，為了防止他人篡位，所以訂下極離譜的重文輕武國策：政府不僅不培養武將，還刻意拉高文官待遇，誘使年輕人棄武從文。宋朝武官待遇過低，文官待遇則是不合理的高，不僅文官本人事少錢多，還可以庇蔭子孫，例如宰相的兒子一出生就佔有基層主管缺，這就贏在起跑點了。任用文官如此浮濫，到了建國百年後的神宗熙寧年間，宋朝出現官場奇觀：一個職位有三、四個官員擔任，後面還有幾十個在候任，吏部(人事行政處)只好硬掰許多「暫代」、「兼職」、「副主管」虛位官銜，來填塞這些坐領高薪不辦事的冗官吃掉大部分稅收，但朝廷不思汰除冗官，而是讓冗官向人民收稅。這種看起來很聰明的對策造成另一個奇觀：大宋萬萬稅。大宋官員想盡各種怪招收稅，使北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商業稅超過農業稅。
稅收過重，使得許多農民、工人、商人破產，賣掉子女後還繳不出稅，只得逃向他鄉淪為「流氓」 (指無耕地無戶籍的農民，非指常業犯罪者)。為了避免流氓落草為寇，大宋官員又想出看起來更聰明的對策：朝廷出錢招募流氓參軍戍邊。這時的遼和西夏，拿了宋朝長年的巨額歲貢已經上癮，卻還是不斷侵犯，而宋朝建國初期的武將早已凋零，偏偏宋朝又極端重文輕武，派只讀四書五經的文官，帶領未經訓練的流氓兵，結果數十萬大軍往往迎敵不數日就全數被殲滅。冗官造成冗兵，最後買單的還是納稅的平民，納不起稅的平民淪為流氓再被募兵，如此加重財務負擔但是毫無戰力，無力抗遼、夏，朝廷只得給巨額歲貢買短暫的和平，這種和平很貴，朝廷只得放任冗官近親繁殖成濫稅貪汙集團好多收稅，形成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宋神宗和王安石等人都看出來這個惡性循環會滅亡大宋，所以變法圖強的第一道政令就是汰除冗官，減少蔭官。但是，冗官、蔭官制度已施行百年，已形成強大的貪汙利益集團，哪裡是一道命令就能撼動的？第一道政令只激起了冗官、蔭官反彈，根本沒生效果。急於速成的神宗和王安石不顧第一道政令完全無用，就急推第二道政令：收稅。當時宋朝稅制極端繁瑣，是基層官員中飽私囊的捷徑，王安石當過地方官，很清楚這些官場詐術，他推出均輸法和方田均稅法，原意是簡化稅制，減少舞弊，但是在冗官、蔭官貪汙利益集團運作之下，新法反而更加傷了平民肥了貪官，朝廷落得罵名卻沒收到更多稅。蘇軾這一代的基層官員，看到新法在鄉間產生的流弊，據實上報，卻被高層誤解為是圖一己私利而汙衊新法，屢遭貶黜，還被神宗在幕後導演烏臺詩案文字獄，差點問斬，烏臺詩案讓正直官員寒心噤口，此後下情不能上達，朝堂之上已無理性論政的空間，只能用黨爭來決定政策，至此，大宋朝廷脫離現實也失去民心。
到了徽宗趙佶登基，宋朝已是朝無忠臣庫無銀，邊塞無將也無兵，但無人敢說真話，而趙佶無心政事，還令全體官員大搞花石綱運到汴京美化皇宮花園。趙佶是書畫雙絕，無人能及。翰林院待詔張擇端費十年繪工筆圖上呈御覽，趙佶大喜，親題為《清明上河圖》。可惜趙佶沒看出來此圖的用意是在進諫，要提醒趙佶國安危機迫在眉睫。畫中有望火樓，但是樓中卻無人站崗，樓下的兵營甚至改成了飯館；城門邊有稅官與商旅在爭論，旁邊的人在觀望。畫中主題是跨河的拱橋，拱橋右側有艘船眼看即將撞上橋面，船員忙著搶救亂成一團，而橋上人群卻是冷眼旁觀。趙佶收藏《清明上河圖》30年後，金兵攻破開封，趙宋皇室被擄至黑龍江，徽宗遭凌虐8年而死，女眷淪為性奴，大多自裁。
全世界政府組織改造的基本原則：「政府瘦身、權力下放、提升效率、快速回應人民需求」，組織升格，官位升級，要符合《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的上限。人民期待能招募到廉潔、有能力、有遠見、重人權的人才到公部門為民服務，只要行政能力有成比例提升，對增加人事成本仍能接受。政府舉債或增稅不是不可行，但是要在人民能負擔的範圍，也就是要符合《財政紀律法》。今日層峰應該不須要看《清明上河圖》，凱道上的請願人群，還有街頭呼籲法稅改革的民眾，政府只須正確回應；學者專家的諍諤忠言，層峰只須謙卑察納，必然勝過《清明上河圖》所喻。唯政府誠心、務實改革，除三呆、戒濫稅，正綱紀、飭官箴，則中華民國必定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