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愈多愈好」「會收多稅的官是好官應獎賞」，聽起來好像有理，實際上是經不起檢驗的謬論。「稅收愈多愈好」是把政府當營利事業，把人民當獲利來源，然而收稅本身是零和遊戲，政府多收一元，就是人民減少一元，「收多稅」是製造政府和人民直接對立衝突，而專制國家的公權力不受制衡，常讓統治者想「收多稅」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迫使人民不得不發動流血革命。「收多稅」使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被公開斬首，俄帝尼古拉二世全家遭秘密槍決，明朝崇禎帝孤淒自縊，人民屍橫遍野，結局是政府和人民雙輸。

收多稅引發流血革命  取歷史殷鑑英美致力革新

人類由君主進化到民主，就是要避免「收多稅」而引發流血革命。民主的第一步，是英王威廉三世，於1689年簽署的《權利法案》，承諾「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人民有不遭受酷刑的自由」。《權利法案》化解了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此後英國不再有流血政爭。由於英王必須依照法律「收對稅」而不能「收多稅」，政府就必須照預算法案施政，不能像以前一樣濫用公帑，然後超徵稅收。由於必須「收對稅」，收多少稅要照議會通過的預算案，如何收稅要照法定的稅則和稽徵法，官員再也不能藉收稅來勒索敲詐。《權利法案》之後，人民只需繳納合法的稅，國王再也不能壓榨人民，英國名為君主，實為民主。由於施政必須要照預算法案，官員沒有上下其手的空間，就不容易貪汙，必須遵守財政紀律，使英鎊信用良好，成為跨國貿易通行貨幣，形同全世界都借錢給英國用，促成英國經濟高速成長，18世紀末英國已成世界第一強權。

《權利法案》對賦稅的規範用法律術語來說，就是「租稅法定主義(或法律主義)」，也可說成「賦稅人權」或「人身及財產自由」法案。《權利法案》稍後成為美國憲法的核心，到了1941年初，美國面臨參戰或姑息的十字路口難有共識，羅斯福總統把「人身及財產自由」擴大和昇華到心靈層次，成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作為美國奮鬥的目標。羅斯福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就超前部署，動員美國強大的重工業作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以捍衛自由。到1945年初，盟軍勝券在握，羅斯福總統邀請各同盟國構建聯合國，1945年各國派出代表撰寫《聯合國憲章》，仍然是以四大自由為核心。稍後羅斯福逝世，遺孀伊蓮諾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發展成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會員國必須奉行以保障四大自由。

巧的是，撰寫《聯合國憲章》的中國代表張君勱，也是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的撰寫者。因此，《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與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有許多條極相似，例如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也就是要求政府「依法律收稅」，就是在保障賦稅人權，和《世界人權宣言》乃至於《權利法案》是一脈相承。

台灣課稅背離憲法精神  效法納粹本質虛擬的實質課稅

遺憾的是，中華民國的賦稅人權實況和憲法規定完全相反。憲法規定人民要依法律納稅，政府卻不依法收稅，部份官員濫用公權力逼迫人民違憲，繳納不該繳的稅，竟然還引以為傲。2014年超徵1088億，占預算總稅額約6%，此後逐年遞增，到2021年超徵4,327億，2022年超徵4,950億，占總稅額約22%。近九年來合計超徵1兆5,537億，已接近一年的總預算。這顯然不是執行上的誤差，而是刻意的政策誤導，財政部不顧人民是否負擔得起，也不管民怨已沸騰。

現行的稅捐稽徵法第12-1條原來是合於憲法的「…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竟然狗尾續貂加上「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實質課稅原則源自於一次大戰後，德國為了要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以便收得更多稅，來支付凡爾賽條約索取的天文數字賠款，威瑪政府瞎掰硬拗出來的一個騙局。悽慘的是，一次大戰後飢寒交迫的德國人民，怎堪完全虛幻的「實質」課稅？實質課稅讓威瑪政府大失民心，德人終於倒向宣稱要撕毀凡爾賽條約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後，針對猶太人濫用實質課稅原則，只用了五年多時間，絕大部分猶太人就被「稅」到分文不名而淪落街頭，唯一收留猶太人的是死亡集中營。今日台灣稅官，同樣利用實質課稅原則，就可以虛擬一項收入，「實質」等同某稅則所列出的某型收入，然後開出毫無根據的稅單，造成稅災遍地民怨沖天，稅官還可以依稅單金額按比例分得獎勵金。獲利的還不只稅官，繳不出稅的納稅人，就得面對強制執行的行政執行官，也可以依金額按比例分得行政執行獎勵金。這些獎勵金並無正當的法源依據，只是作業要點，使官員不僅得到現金利益，還有記功嘉獎升遷等非財產利益，違反俸給法第19條規定，等於是變相加薪自肥，也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規定。如此虛擬收入卻實質課稅，再加上極重的利誘，促使一些不肖官員結合成超徵、分獎勵金產業鏈，正是連年超徵的原因之一。

官員有利益衝突，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5條，及《反貪腐公約》第19條，原有制衡機制就失效，利益集團內的官員就可以濫用職權獲得更大的權力，民主就淪為官主了。

超徵有貓膩：少編還債預算，拼命超徵來還債？

為了「收多稅」，中華民國稅制有許多明文障礙或是潛規則，阻止被濫開稅單的稅災戶，獲得憲法第18條和世界人權宣言第8條保障的有效法律救濟，例如：稅災戶首先會求助於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設立的納保官，但是納保官的本職是稅務稽徵官，可以由收取更多稅而獲得獎勵金，納保官職位並無薪俸更無效績效考評，擺明了球員就是裁判；稅災戶若要訴願，依稅捐稽徵法第39條規定，納稅人要先繳涉訟稅單金額的三分之一才能訴願，但是涉訟稅單金額可能是實際金額膨脹千萬倍後的天文數字；到了行政法院稅務專業法庭，審理的稅務案件專業法官是在一夜之間就被「專業」的，這麼「專業」的稅務專業法官只能照抄稅官的答辯書；就算答辯書再如何離譜，稅官只要祭出「國家要收多稅」當理由，多半會勝訴，納稅人只有6%的機率勝訴。然而，納稅人勝訴的判決書千篇一律是「發還原稽徵機關另為適法處分」，不是最終的正義，是恐怖陳年稅單的開始。曾經來台講學的美國天普大學法學教授Ken Jacobsen，形容陳年稅單是虐殺黑奴的恐怖刑具水車，監察委員田秋堇與蔡崇義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7與20條規定，於2022年5月發表「陳年稅單侵害賦稅人權案調查報告」痛批，也提出確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然而，由於「收多稅」大帽子下面有極大的不當利益，相關官員明目張膽違反憲法和法律，攫取不當利益不手軟，對監察委員的調查報告則是延宕敷衍不回應。如此違逆聯合國各會員國一致遵行的賦稅人權普世價值，台灣如何與世界接軌？

「收多稅」觀念造成的災難，不只是弱勢納稅者的稅災難以平反，更可怕的是，「收多稅」把國家財政黑洞美化、合理化、甚至合法化。有官員宣稱「超徵是用來拿來還國債，超徵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事實上，這幾年超徵金額遠遠趕不上國債，國債是愈還愈多。要還國債，為何不循現行法律據實編列還債預算？《公共債務法》第12條明白規定有債就要編列預算來還，而且要盡量多還。偏偏要繞一大圈，少編還債預算，然後拼命超徵來說要還債？答案很明顯，超徵得到的稅款，只有一小部分還債，其他的稅款，一部分轉為獎勵金，財政部說是進大水庫統收統支，再以特別預算方式處理，這就跳過法律原有的監督程序，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政府應嚴守財政紀律  重建納稅者信心

依法律，政府的每一分錢，都要事先編入預算，經立法院審查通過才能執行，執行完畢還要決算、審計，以防貪腐弊端。超徵本身已是違反憲法，怎能當成私房錢隨意切割或統支？《預算法》第59條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入分配預算，應按各月或各期實際收納數額考核之；其超收應一律解庫，不得逕行坐抵或挪移墊用。」對於近年的超徵稅款，2018年（民國107年）吳景欽教授提案「還稅於民」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當年5月11日召開聽證會，魏賜聰教授引用財政部於當年5月3日公布的訊息「近5年(民國102-106)來政府減少舉債共5,109億元」，而財政部於4月24日公布的是「民國103-106年減少舉債4,535億」。由此推估，財政部應該是在2013年(民國102年)由超徵獲得574億，才有錢還國債，但是2013年(民國102年)是短徵296億。短徵都還可以還國債，而國債愈還愈多，那麼超徵的錢到哪裡去了？不僅魏賜聰教授質疑，全國人民都很關心，財政部該開誠布公向人民說清楚了。

歷史上不變的規則：收多稅則國亡、收對稅則國強。收多稅迫使人民與政府對立，促使政府豢養貪汙集團來壓榨人民，形成惡性循環，國家焉得不亡？收對稅化解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也減少貪官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間，政府不得不照預算施政，接受人民監督，國家怎會不強？

超徵是逃脫財政紀律和人民監督的巧門，不是償還國債的正途。超徵所得的稅款，沒有經過預算立法，依法不得動支，財政部說是還國債，數字卻對不攏，令人懷疑有弊端。政府應該要嚴格遵守憲法第19條，依法收稅，超徵是不依法取財，只能還給人民。稅務獎勵金和行政執行獎勵金，是利誘官員違反憲法來逼迫人民不依法納稅，為了國家長遠財政大計，必須立即廢止。2019年立法的《財政紀律法》迄今已3年，財政部該繳成績單了。人民期待的成績單，是超徵全數還民，量入為出並且量出為入，慎編預算廉能施政，切莫債留子孫。仿效英國前例，官員嚴守財政紀律，台灣經濟必能大幅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