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從農業進入工業化，再發展到資訊的數位化時代，社會互動模式轉變，網際網路正主導著人類社會新文明的發展。資訊（Information）與知識（Knowledge）已經變成國家、產業，甚至個人的核心競爭力，能有效應用這些資訊通訊科技能力的，就能獲取優勢地位已成為趨勢。尤其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人們開始前所未有的利用數位技術、依賴數位技術，但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問題，讓貧富不均的情況日益嚴重，資訊的快速傳遞也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
每年的10月24日為“世界發展信息日” （Worl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Day），聯合國訂這個紀念日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加強國際合作，加快所有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能融入全球經濟進程，以推動實現社会融合，消除貧窮，增進人類福祉的終極目的，另一方面，也需要改進因網路所產生的道德和隱私方面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2021年《全球風險報告》中提到，新冠肺炎大流行加鉅了貧富差距，由於人們在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數位化趨勢逐漸上升，跟不上的個人、企業與國家勢必會落後。根據樂施會（Oxfam）2020年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全球十大富豪因為疫情賺到的利潤，足以拯救全世界的「疫後窮人」。可以想見，數位不平等，若不盡力彌補，日後產生的問題只會越來越棘手。
聯合國已從「平等」的觀點探討數位落差的議題，甚至把「數位平等」與「數位權利」當成基本人權的一部分，在國際上弭平數位落差、創造數位機會的努力一直都持續進行著，除了聯合國、歐盟，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許多國際科技大廠、志工組織也都注意到這個問題。如果人類自私的獨善其身，加劇不平等的數位落差，當大多數窮人無力消費，經濟成長就會出現停滯，少數的富人也無法獲利。環環相扣的人類社會，只有多數人能夠共享平等權利，才能帶動世界往更幸福的方向前進。
資訊通訊科技是台灣引以為傲的強項：對內可以在醫療與教育上再加強偏鄉的「數位平權」；對外，或許也可以成為台灣拓展國際外交的有力工具，是助人也是助己。
網路使用普及雖然加快資訊與知識的傳播，卻也帶來負面衝擊，因為缺乏道德良心，不尊重隱私與人權，導致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例如假新聞、網路霸凌、網路駭客……等等。
根據國際資安公司「BlackFog」的報告，去年全球政府及企業遭駭客組織攻擊勒索的案件高達250件，媒體報導去年台灣至少15家上市櫃公司受到勒索軟體的攻擊，光是「仁寶電腦」、「研華科技」兩大廠被勒索的贖金，就高達新台幣10億元，今年也傳出一些國內電子業大廠相繼中鏢。根據國外媒體報導，2021年全球受到勒索軟體攻擊的損失，上看200億美元，勒索軟體攻擊已成為常態。
不僅企業損失慘重，許多國家政府機關都曾被駭客所害，但政府也利用駭客的專長監控人民。2015年7月總部在義大利的資訊科技公司Hacking Team被駭客入侵，公司所有資料被公布，包含買主和該公司所用的「漏洞」。這家公司向全球的駭客高價購買網路「漏洞」，開發遠端監視系統，賣給許多國家的政府，包含一些民主國家，和不重視人權的政府，讓他們透過手機與電腦，對公民進行遠端監視。
有網路的地方「霸凌」與「假新聞」也不會缺席。因為言論自由在網路世界被無限上綱，假新聞是躲在言論自由背後的殺手；霸凌的環境從校園移轉到「不限時地」的網路，從肢體移轉到言語，難以防範。2018年印度因為WhatsApp上流傳的假新聞，造成多起無辜民眾被動用私刑而傷亡的案子；前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蘇啟誠的自縊是「假新聞殺人」血淋淋的案例，當時台灣媒體大肆報導，卻沒有善盡查證責任，造成負面影響與傷害，雖然事後監院糾正外交部，並還蘇處長及大阪處同仁公道，但已然可見假新聞對社會秩序的危害。
去年９月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舉辦「假新聞論壇」，一位講者說，很多假新聞來源是「官員用專業來騙記者，記者又常無力辨別真偽」。根據牛津大學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由各國政府或政黨操縱網路輿論的情況日益猖獗，2017年約有28個國家，至2020年至少有81國，即便臉書與其他社群網站都努力要遏止假訊息的四處亂竄，但政府做莊的邪惡行為卻往往佔上風。
許多國家皆在找尋適切的「假訊息」管理機制，在台灣，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規定「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予以處罰；並在第1項第3款訂有「依法可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的罰則。但許多來自政府官員的假新聞，不僅在政黨、政治人物之間相互攻擊，甚至官員因為「績效的壓力」或「獎金的誘惑」，對人民進行人格詆毀，例如：執行署前副署長陳盈錦，為掩飾對基隆陳清旭案的不當執行與官員的偽造文書，竟然製造當事人「酗酒成性」的假新聞抹黑當事人；還有，現任的廉政署副署長侯寬仁，在擔任檢察官時就是製造不實筆錄的慣犯，找不到起訴證據，就製造假證據、假證人，甚至把看不見的「鬼」寫在中華民國的公文書中，起訴一個武術團體。這些都不是「個案」，而是台灣人民受害的「冰山一角」，國家立法處罰散播謠言的人民，就該先排除官官相護，讓那些帶頭造假作惡的官員，跟人民一樣平等地接受懲罰，才能以儆效尤，這是一個需要被嚴正看待與改革的問題。
我們政府的網路行銷預算每年不斷爆增，不久前民眾黨就指出，檢視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24個行政單位或機關在「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竟編列了18.6億元的預算，立委質疑：是政策出包越多，內宣經費就花越多嗎？政府以標案，制度性地「花錢買新聞」早就行之有年，現在更是越做越大，花錢用「網路溝通政策」。人民應該要留意，我們每天付費看的「新聞」，有多少是政府付錢給媒體所作的「廣告」！
有爭議的訊息引發的社會衝突及不安，是政府、媒體與公民三方需共同擔負的責任。政府機關需研擬成立「真正」獨立具公信力的第三方「事實查證機關」；媒體方面，不壓抑多元聲音，制訂出符合新聞倫理，且能督促員工的理想方案，若只著重在追逐點閱、分享與報導則數的「績效指標」，勢必減少查證作業的執行；民主社會的公民，也需要培養對資訊的判斷力，辨識消息來源是否具公信力。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網路誕生不到一個世紀，就已經顛覆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許多服務迅速網路化之下，上網不再只是個人選擇，更多時候是維繫生活的必需，要享有網路所帶來的便利與權力，避免網路造成的災害與恐懼，只有靠人們用「道德良心」為行事準則，用「愛與關懷」彼此疼惜互助，創造和諧平等的社會，才能讓人們享有便利、幸福、平安的科技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