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是國家安定的基礎，在民主國家，人民把政權交給代表國家的政府，政府行使治權乃人民的授權，必須遵守法定程序正義，以維護公平、法治與人權的實質正義，這是國家的民主原則，更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與使命。聯合國大會決議認為「...雖然民主政體具有共同特徵，但沒有單一的民主模式，民主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民主是一種普遍的價值，建立在人們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以及人們全面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而於2007年訂定每年9月15日定為國際民主日，以促進和維護民主原則。
司法上的正義有兩種：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實質正義是指真正犯罪的人被法院判有罪，無辜者被判無罪；然而，法官和平民都不是上帝，犯罪時不必然被他人全程看見，如何推論被告有罪無罪，就必須有堅實的證據和適當的辯證程序，才能得到正確的判決，即實質正義。如何獲得證據及如何辯證，西洋哲學與法律學者構思且實踐了數百年，形成了諸多法條，就像是法庭上的SOP，只要合法，政府和人民都必須遵守，這就是「程序正義」。在台灣，「程序正義」呈現在《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庭上的法官和兩造都必須遵行，才能獲得實質正義。
程序正義是民主國家的政府據以治國的準則。民主國家以民為主，政府依多數民意與法律行政，但行政官員難免和人民有不同意見，若有爭議，就得上法庭透過訴訟程序解決。理論上，兩造在法庭上是平等的，實際上官員掌握的資源遠大於一般人民，可以輕易利用政府資源輾壓相對弱勢的人民。此時，維護「程序正義」就顯得特別重要了，「程序正義」是體制設計上為維護公平正義的一道防線，一旦失守，人民權益很容易被濫用權力的官員侵害，甚至剝奪，民主體制將淪為「官主」，更遑論人權保障了。
台灣法庭上確實有不少法官以良心和法學素養，伸張「程序正義」維護人民權益的實例，足為典範，值得官員和人民省思。1996年四月爆發電玩業者周人蔘行賄高階檢警案，有3名檢察官和38名中高階警官被提起公訴，震驚全台。案子到了高等法院庭長李相助手中，李審閱後發現有三點不符合「程序正義」，因而判決檢察官提列的罪狀，根本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根據證據斷案，勇於承擔當時沸沸揚揚的輿論壓力。
第一是「押人取供」，李相助在他的回憶錄「現聲說法」書中寫道：「在訊問的過程中，都會要他們『咬』出更高階的官員，如果不從，檢察官就下令將他們收押禁見，如果招供，則予交保。」對絕大多數的被告，承辦檢察官只能提出其他被告的自白，而無其他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李相助本於職責依法判決無罪。
第二是「以耳語及媒體造謠」，李相助寫道：「司法圈又傳出耳語……有人打算集資三百萬元，向台北地院合議庭法官活動，讓仍在羈押中的官警們獲得交保。而承辦檢察官在接受電視媒體訪問時也說:『法律萬條不如金條一條。』言下之意似乎是說，他這麼努力起訴涉及貪瀆的不法份子，但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如果這些被告們大灑金條，他就不能保證正義一定能夠獲得實現。這樣的耳語、傳言一出，合議庭備感威脅。或許是為了自清，合議庭三位法官不但在歷次的庭審中逐一駁回被告們的交保聲請……至於律師們在庭上質疑檢察官侯寬仁起訴官警收賄的證據不足時，法官竟也對承辦檢察官脫口而出的那句『警察沒收錢，沒人會相信』不加制止。」歹徒造謠來威脅他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檢察官造謠來威脅法官，恐怕這是頭一回。承辦檢察官甚至涉嫌用法官的家務私事來逼迫法官。「現聲說法」書中寫道：「周人蔘案起訴後……新聞突然爆出承審本案的法官某甲以前曾發生家暴事件……而負責調查某甲家暴案件的檢察官，正是周案承辦檢察官。這不免更令人懷疑，為何在此時此刻，一樁陳年舊案會被新聞界抓出來？是誰把這項訊息透露給記者的？」在審判周人蔘案的節骨眼，故意傳播法官的家務私事，其動機至為歹毒。承辦檢察官不僅威脅法官，還主動開記者會，當著媒體指責其直屬上司台北地檢署檢察長，說檢察長阻止承辦檢察官約談涉案主任檢察官某乙，這是針對主管陣前倒戈叛變，媒體爭相以頭條報導。第二天，承辦檢察官卻再召集媒體，目擊他早上八點前往檢察長辦公室致歉，表示自己情緒欠佳才會出言不遜。承辦檢察官翻臉之快猶勝川劇變臉，這是在偵查刑案還是在演戲？
《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偵查，不公開之。」第154條：「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周案承辦檢察官卻是「偵查，大做秀之。」拿不出證據，竟然放話『警察沒收錢，沒人會相信』，動機可議。沒有罪證只有空話，涉案檢察官某乙在二審被判無罪確定。
第三是「無證據卻刻意攀誣」。承辦檢察官指控前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長某丙在任內，透過警政署專員某丁收納周人蔘賄款。問題是，某丁在案發時已病逝，承辦檢察官是把供詞塞在已逝的某丁嘴裡，再牽拖到某丙身上？承辦檢察官提出某丙的罪狀，有太多不合常理之疑點。「現聲說法」書中寫道：「檢察官指控……周人蔘每月行賄二十萬元給某丙……某丁遺孀供稱，周人蔘每次與某丙見面，都是透過她居間安排、連絡，見面及交付賄款地點也都在她家，某丙調任嘉義市警局長後，仍由她居間安排周人蔘與某丙碰面事宜。但李相助調查，某丁遺孀的通聯資料中，並無打電話找某丙的紀錄，顯然，遺孀的供詞並不實在。另外，就周人蔘自己的說法，他與某丙可以直接電話聯絡，既然如此，為何行賄時還要透過第三人？周人蔘從八十四年二月開始行賄某丙，但兩個月後某丙即卸任中山警分局長，此後一年多的時間，某丙都在嘉義市警局任職，周人蔘若要確保他在中山區的電玩店平安無事，理應設法行賄現任的中山警分局長，何以要行賄卸任分局長？……這也不能作為被告有罪的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這本來是司法官的基本功，而承辦檢察官提出的指控，在李相助依第155 條審視之下，多成了不堪檢驗的臆測或謬論。
原本來勢洶洶的肅貪大案，因為承辦檢察官不依「證據法則」、不守「程序正義」，搞成司法鬧劇，案發後兩個月就有四名警察不堪其擾而自殺。纏訟多年之後，被起訴38位警官無罪確定25位，全案纏訟到2020年初才確定。大部分被判無罪的警官，雖說獲得最終的實質正義，但「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仕途和人生已被此案全毀。一般民眾看在眼裡，連高高在上的檢察官警官都被惡整成這樣，誰還相信台灣司法有正義？
不依「程序正義」的公務員還有，例如2019年3月9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某法官，在審判一件被刻意捏造的假稅案時，刻意忽視對納稅人有利的關鍵性證據，判決納稅人（原告）敗訴。在審判結束後的記者會上，面對記者提問是否看過相關證據？該法官竟然毫不遮掩地說：「因為年紀大了，看過就忘了。」這種選擇性失憶，明顯違反證據法則，違背良心，擺明要坑殺納稅人。刑事訴訟法第 2 條：「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這也是公平正義與民主原則。2020年9月19日，法稅改革志工黃媽媽在竹北某停車場安靜舉字牌表達訴求，即遭警員以現行犯逮捕，強制拘留偵訊近七小時，造成黃媽媽罹患急性壓力症候群（ASD）。員警拒不告知罪名逕行逮捕，未遵守「程序正義」的法律暴力，何異於警察國家？
對於不依「程序正義」行事與濫權執法的公務員，檢視前述案例，政府應該要有更有效的防範措施，或究責機制，才能保障人民不受公權力的迫害。立法院修訂《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收押改由法官核決，總算是為「程序正義」多一層保障；「無證據卻刻意攀誣」要靠如李相助法官能依其專業擊碎承辦檢察官的假證據；另外，人民要以大智慧勘破承辦檢察官「以耳語及媒體造謠」，多支持與鼓勵好的法官，為國家打造公平正義的司法體系，鞏固守護人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要保障司法正義，一般人民還可以利用聯合國的九部核心人權公約，目前已國內法化的已經有五部，正在立法院審議的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對一般人民是很重要的保障，應該要盡速完成立法，以避免類似竹北黃媽媽事件再次發生。接下來還要盡速施行的是《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等，也是關鍵性的人權保障。政府在完成聯合國任一人權公約立法之後，就必須接受國際專家審查，並且和其他國家交流。這是提升台灣人權水準的重要指標，人民不僅要促使立法院盡速通過法案，還要依照核心人權公約，修改不符合人權公約的法條，更應該監督所有公務機關人員確實遵守法律，落實「程序正義」，才有「實質正義」的實現。人權早已是普世價值，台灣的人權水準絕不能落後，「程序正義」是民主國家中政府和人民的法訂契約，但現況人民只有遵循的份，因此政府及從公人員若有違背即是違約，應有究責與處罰才叫公平正義，才能夠做到人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