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史記載，政府課徵民稅在舜統治時期即有，《孟子》中：「因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舜）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也就是說，國家課徵人民之稅收，是為了治國，而治國的目的在於社稷平安，國基永固。據《左傳》記載：「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稅畝。」初，是開始的意思；稅畝是對土地徵稅，即「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餘畝，複十取一。」魯宣公十五年是西元前59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這大概是最早被公認的稅收制度的具體記載了。自古以來，政府課稅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們也從歷史得到教訓，就是賦稅不公，濫稅、苛稅也是歷代衰敗亡朝的重大因素之一。

唐朝（西元618年—907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國史上最興盛的時代之一，當時的國力在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而且是舉世公認的，因此華人也被稱為「唐人」，現今西方華人的聚居處也稱「唐人街」，早期海外華人亦稱祖籍地為「唐山」。780年（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稅制改革，推行「兩稅法」，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稅制；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錢重物輕」的一大矛盾現象，「錢荒」問題不斷惡化。其實在當時其GDP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毛額)相當現在的348億美元，占有世界58%的比重。到了853年唐後期因老百姓大都繳不起稅，稅收下降，唐朝於是對鹽商壓迫加劇，而直接引發了黃巢起義。859年懿宗即位時，社會貧富差距很大，民變四起，但是懿宗卻依然沉湎於遊樂，仍然好大喜功，任用奸佞，政治局勢日益惡化，賦稅刻薄，百姓無法過日子，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好起義，至907年，輝煌的唐朝劃上最後的句點（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百度百科）。

古今相證，據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副教授莊孟翰分析，房貸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應小於40%，他指出，根據央行最新統計，房貸餘額占GDP比重為39.34%，若再加上修繕貸款，房貸餘額占GDP比重就達45.6%，這個數字已瀕臨國際間常用來衡量房價泡沫化的「警戒線」，投資客、建商和金融機構都應該居高思危。近日北市稅處公布最新稅收狀況，99年上半年北市地方稅收實徵淨額293億元，較分配預算251億元，超徵42億元，年度預算達成率56％；與去年同期實徵265億元相較，增加28億元，成長10％。其中與房地產景氣相關之土增稅實徵91億元，超徵32億元，超徵幅度達53％，表現最為亮眼；其次是契稅超徵4億元，超徵47％；地價稅超徵0.6億元，超徵10％，而房屋稅實徵102億元，已超過年度預算100億元之目標。各項稅收與去年同期比較，也都呈現正成長，其中土增稅成長31％最高，契稅成長18％居次，其餘各稅成長幅度在6％至1％之間，該處審慎樂觀估計99年北市地方稅收應可達557億元，約超徵30億元左右。稅收的超徵反應社會的繁榮、民生的富足，但我們希望這是確確實實「依法」課稅的成果。

21世紀經濟全球化、知識一體化、高科技資訊產業技術迅速發展，面對新經濟時代的來臨，稅收制度是一項新的挑戰。而各國稅制改革，主要遵循兩個原則：一是緊密結合世界經濟發展的實際，儘量採用國際上的稅收理念和通行的規則；二是充分體現稅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則，鼓勵不同的市場主體在國際、國內市場上開展平等競爭。但據「天下雜誌」4月20日公布一項「二○一○年稅改大調查」民調，近六成民眾認為政府不照顧一般老百姓。以「稅制破網、台灣淪為不義之島」為這次調查作註解。稅制的不公，加上國稅單位浮濫開單、違法課稅案件時有所聞，以及失能的行政救濟制度，還有人民欠稅十萬元就會被限制出境，則是世界唯一，根本阻斷有些需要出國工作賺錢納稅人的生路。

日前財政部遭到監察院糾正，由於五月公佈欠稅大戶名單後至今毫無進展，因此財政部26日與法務部召開聯席會議，未來要借鏡「孫道存」案的經驗，逼欠稅大戶繳清欠稅，希望今年9月就可以看到成果。財政部表示，未來會把欠稅大戶過去財產所得的歷史資料提供給法務部，例如，欠稅大戶以前有鉅額財產，如今只剩一點點財產，讓行政執行處質問他，賣財產的錢到那裡去了？如果拿去償還私人債務、償還抵押債務，根據稅捐稽徵法規定，欠稅的債權優於普通債權，就會構成受拘提管收的條件，有利執行查欠稅。

我們質疑的是，第一，欠稅的債權優於普通債權的規定不公，侵害人權，因為商場上資金流通、互相週轉是常情，欠債還錢與欠稅是「一碼歸一碼」，以公權力剝奪另一個無辜債權人索債的權利，政府顯有侵佔人民財產之嫌，至少要以欠債、欠稅孰先孰後來判定才是；第二，監察院糾正欠稅大戶追討無進展、無績效的同時，有否要求稅捐機關先清查其中的欠稅案有無冤抑或不公？租稅人權已成最大民怨，中華人權協會有鑑於此，將租稅人權定為2010年人權觀察指標，監察院素稱「人權院」豈有不知之理？這樣的執法方式也讓民眾對政府整體體制上的功能，以及政府團隊的行政作為，產生極大的信心危機。值得當今警惕的是，唐王朝是公認的中國古代強大政權之一，然而縱有強大的武力和政權統治，最終仍敵不過人民的反叛，致使政權滅亡的過程，與今日稅制不公引發的民怨似乎也有很大的相同之處，所不同的是，現今民主法治的憲政體制下，政府必須拿出改革的決心與成績單向人民交代，才能重新獲得民心支持而保有或取得執政權，這卻也是當下值得省思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