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的訴訟扶助(下)】——從Brendan Dassy到黃媽媽——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 吳景欽

參、黃媽媽事件所凸顯的司法問題

一、黃媽媽事件暴露濫權逮捕

在2020年9月19日,法稅改革聯盟的志工黃媽媽,在路邊舉牌抗議行政執行署濫權執行及執行官是否拿到績效獎金等,遭竹北分局警察盤查,並以現行犯逮捕至警察局,更於夜間詢問後,移送地檢署,最後雖無保釋放,卻遭限制住居。

整個執法過程,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什麼法律依據爲盤查、甚至逮捕,警察也說不清楚,執法手段更屬粗暴。在路邊舉牌抗議到底何罪之有,致必須出動優勢警力爲盤查,既讓人不解,更有種回到威權時代的錯覺。

早在2001年的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裡,大法官強調,無論是臨檢、盤查、路檢、取締等名義,只要對人或物的查驗,致侵害行動自由、財產或隱私,就必須遵守法律與比例原則。此號解釋完全否定隨機或任意的盤查或臨檢,這也代表,發動臨檢必須要有相當理由足認已構成危害性,且在臨檢前,更得出示證件與告知事由,事後也應告知救濟管道。又除非無法當場確認身分而有礙交通、安寧或涉及違法,否則就應任其離去,不可要求同行至警局。此號解釋,實已清楚將臨檢該有程序、要件、救濟等,有了一個相當清楚的輪廓與架構,因此在2003年就有了警察職權行使法的出現。

 而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第1項,警察行使職權,必須出示證件或穿警察制服,更「應」告知事由。若無具備此等要件,依據第2項,人民有權拒絕臨檢,警察若以妨礙公務罪爲逮捕,反而會涉及刑法的濫權逮捕之罪。故在路邊靜靜舉牌抗議,警察雖有穿着制服,但對於臨檢的事由,即便現場民衆提出質疑,警察卻從頭到尾無法或不想回答,顯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規定。

又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警察要對人查驗身分,必須要有事實足認有犯罪或危害生命、身體等之虞,此處即在重申釋字第535號解釋所否定的隨機、任意性的臨檢。也因此,在路邊的公共領域舉牌抗議,到底有何危害他人或秩序之虞,警察在無法說出事由就臨檢,嚴重逾越法律所賦予的權限。更無庸是面對和平的抗議活動,竟出動優勢警力爲盤查,也不符合比例原則。而在警察說不清楚盤查原因下,竟又以現行犯逮捕,實更屬荒謬。

雖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犯罪在實施前或實施後,任何人皆可逮捕,但路邊舉牌到底何罪之有?或可推測,舉牌內容因說出執行官,到底有無拿到執行的績效獎金,致涉及刑法的加重誹謗罪。惟對於公權力行使,本就必須受人民監督,故對於行政執行是否有績效獎金一事爲抗議,本就是對可受公評之事爲質疑,更符合大法官釋字第509號的善意傾向原則,到底何罪之有,實讓人莫名所以。

退一步言,就算涉及誹謗罪,但問題是,此罪的法定刑最高也僅爲兩年有期徒刑,又屬告訴乃論之罪,基於比例原則,根本不能以侵權最大的現行犯爲逮捕。更須質疑的是,警察在有人提出誹謗罪告訴,即發動優勢警力爲逮捕,不能說前所未聞,卻也是令人驚駭,讓人懷疑,是否因告訴人身分特殊所致。

再者,就算以現行犯逮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警察也必須立即告知罪名、得請律師、得保持緘默等,但此次事件中,警察強行逮捕後,顯然也未告知罪名。而警察是否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1項,告知得拒絕夜間詢問之權利,使人民陷入極度驚恐中。

二、對警察濫權逮捕的告訴

 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1款,有所謂濫權逮捕罪,其法定刑為一到七年有期徒刑,實屬相當嚴重的犯罪。惟此罪的處罰主體,實務見解認為並不包括司法警察,故就算警察濫權逮捕,也無法適用此條文,而是落入刑罰較輕的傷害或強制罪。更麻煩的是,被害人在向檢察官提告訴後,基於檢警的一體性,往往會被輕輕放過,且在再議與交付審判的救濟程序,困難重重下,也注定警察犯罪,無法為究責。

三、對分局長誹謗罪的自訴

故在考量檢警一體下,黃媽媽針對當時的分局長,於事後發新聞稿稱其誹謗、恐嚇執法者等之不實言論,就向法院提起自訴。只是在此案的第一審,即便被告於法庭坦承未經事前查證,但法院仍是以其有所本來免除責任。只是關於大法官釋字第509號的善意傾向原則,乃是在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權,以來對抗不法,尤其是來自於國家的侵害。故對於政府有計畫的抹黑、甚至是誣陷的不實指控,是不可能以此來為免責,更何況,此等言論,根本未為查證,何來有所本?若第二審又再以相類似理由為免責,只能說,司法的天平已經嚴重傾斜,甚至破滅。

肆、結論

觀台灣幾十年來的司法改革,於法條的增修,確實不少,但這些改革,卻是由要被改革的司法體系來主導,其結果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無論法條如何變更、如何看起來多麼保障人民,但如果執法者,無論是警察、檢察官或是法官,其心態仍停留在過去,甚至還保有威權的人格特質,則這些看起來相當完美與華麗的條文,不過就是寫在紙面上的保障,而毫無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