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的訴訟扶助(上)】——從Brendan Dassy到黃媽媽——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 吳景欽

 

壹、前言

  在2015年, Netflix推出一部製造謀殺犯的紀錄片影集,因整起案情,實在太過玄奇,就使真實與戲劇間的界限,趨於模糊,甚至在2018年,更少見的推出續集,也引發美國刑事司法已經破滅的議論。而於2020年9月19日,黃媽媽遭警察濫權逮捕與偵訊,亦讓人對台灣這幾年的所謂司改成果,產生嚴重的質疑。

貳、Brendan Dassy所凸顯的美國司法問題

一、製造謀殺犯

(一)Steven Avery的第一個案件

  在1985年七月的某天下午四點左右,於威斯康辛州的密西根湖邊,一位慢跑的女士遭性侵,引發附近兩郡居民的緊張。而Manitowoc郡的警察,將矛頭指向開設拆卸舊車廠的Steven Avery,之所以會設定此人是因:

  1. 曾有吸毒、燒死貓咪的犯罪前科紀錄。
  2. 在案發前一週,曾恐嚇副警長之妻,也是其表姊。
  3. 在被害人陰道所採集到的陰毛,經鑑定與Steven Avery同一。
  4. 經被害人指認。

  而在Steven Avery不認罪、在檢察官起訴、陪審團審理後,判決有罪,並因此入監服刑,卻留有諸多疑問:

  1. 犯罪前科紀錄與本案的關連性:關於被告的犯罪前歷,即品格證據,因與本案無關,原則上,並不具有證據能力,致不能提出於法庭。惟檢察官有時為證明被告的同一性,還是會提出此等格證據。只是吸毒、燒死貓咪等行為,與本案所涉及的強制性交,顯然不具有手段同一的特性,卻被用以為證據,就很易使陪審團產生偏見。
  2. 陰毛鑑定的科學性:陰毛鑑定,並無具有客觀之標準。
  3. 指認程序的瑕疵:被害人的指認程序,乃是受到警察的誘導。
  4. 不採有利被告證據:對於被告的不在場證明,完全不被採納[1]

面對如此多的疑問,卻要等到DNA鑑定的出現,才得以被釐清。

(二)DNA鑑定洗刷冤罪

隨著DNA鑑定於1989年,於英國開始用於刑事司法,也自然使得冤錯誤判,有了更多翻轉的機會。而在Steven Avery入監服刑後,其律師就進行救援行動,卻要到21世紀,才有了轉機。因在被害人身上所留下的行為人的體液,經DNA比對,終於在2003年,證實與Steven Avery,非屬同一,而是與另一名,也在監服刑者相符。因此重審後,無罪釋放。

(三)無罪後的求償

  而在無罪釋放後,針對無辜坐牢十七年,就向警局提出賠償,因其認為郡警局是有計畫、有系統的結構性犯罪,故求償三百萬美金。但警方拒絕的理由:

  1. 有鑑定機關的鑑定,來確認同一性。
  2. 有被害人的指認。
  3. 陪審團一致認定有罪。

 因協議過程,充滿針鋒相對,尤其是金額部分,警局不願意賠償百萬以上金額。若協議不成,就會轉向訴訟請求。

(四)戲劇性轉折

只是在2005年十月底,此地區又有一名汽車雜誌女記者失蹤,經其家人通報,最後見面者,可能是Steven Avery。警方大動作將整個汽車拆卸場封鎖,進行地毯式搜索,在經過兩天後,在臨接地發現記者的車子,並於Steven Avery的拖車房外的一處空地,找到燒毀屍體的殘骸。但警察在房內,並無搜到任何證據,但在之後,警察再次搜索後,發現女記者的汽車鑰匙,被丟棄在臥房角落。之後,又在記者車的駕駛座及面板,蒐集到血跡,經鑑定與Steven Avery同一。

故檢察官以一級謀殺罪起訴,主要證據:

  1. DNA鑑定。
  2. 被害者鑰匙。

3.Brendan Dassy的自白。

雖Brendan Dassy的自白於此案,具有關鍵性的地位,但於正式審判,卻是分離審判,亦不互為證人。

二、Brendan Dassy的自白

(一)針對性

警方雖已掌握相關物證,但缺乏目擊者,故設定住在Steven Avery對面的外甥為對象。而同住的外甥有兄弟兩人,兩人皆陳述在2005年10月 31日下午三點半左右,坐校車回到家,有看到被害人開車離開舅舅家,校車司機也指出有看到豐田休旅車離去。兩兄弟的陳述一致,但為何警方最終設定是弟弟Brendan Dassy,而非哥哥,這到底是握有一定的證據、抑或刑事司法對弱勢者有針對性?

(二)Brendan Dassy的弱勢地位

在2006年2月22日,兩位警察直接到學校,將Dassey帶到一小房間偵訊,未得校方與家長同意,而Dassey具有雙重弱勢身份,即未滿十八歲為十六歲,以及心智欠缺IQ為70。更有疑問的是偵訊情境:

  1. 是在警局以外的空間。
  2. 警察在口頭上稱,並未將相對人列為犯罪嫌疑人,只是閒聊。
  3. 未為米蘭達告知,但有全程錄音。
  4. 全為誘導:如你是否進入舅舅房間內、是否親眼看到被害人、是否一起性侵等。
  5. 不斷威脅:若不認罪,且咬出共犯,可能坐牢一輩子,甚至牽連家人。
  6. 不斷利誘:只要吐實,就會幫他在檢察官、法官前求情。

雖警察在偵訊前,應為米達蘭的告知,但在現實面,有超過百分八十的被告,會放棄這些權利,原因在於:

  1. 警察的勸說:如請律師來,就會拖延時間,來了,也沒用等等。
  2. 被告自我考量:認為無律師,亦無關緊要。
  3. 封閉的空間:偵訊的密室性。

三、陪審與後續

(一)陪審審判的疑問

美國刑事司法的特色,即是認罪協商與陪審制度。在雇用律師後,律師亦不斷強化委託人的有罪認知,以利於認罪協商。在達成認罪協商後,因公益律師的介入而破局。不認罪,即進入陪審程序。

而在Brendan Dassy的陪審審判,更有以下問題:

  1. 曾自白的效力:被告先自白、後否認,這對陪審團是否有影響?
  2. 分離審判:被告與其舅的審判分離,也互不為證人,這到底是好、是壞?

審判地:是否已經先入為主?

最終判有罪、無期徒刑,但在我國刑法,未滿十八歲,不能判死刑、無期徒刑。故Brendan Dassy從2007年,被關到現在,已過了十五年。公益律師,不斷聲請再審,但都失敗為終。

(二)尋求救濟的方向不同

至於兩個案子,從被判有罪開始到現在,就一直有公益律師尋求再審。

兩個案子的重點不同:

  1. Avery:早期階段,以警察設圈套、製造證據入人於罪為重心。現在,則加上另有第三人為重心。
  2. Dassey:一直以米蘭達權利受侵害,其自白是遭不正方法取得為重心。

相對於美國,台灣的法律保障,是否會好一點?

五、台灣法制對弱勢被告的保障

(一)對被告偵訊的保障

  目前對被告偵訊,偵訊者有以下義務:

  1. 告知義務: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
  •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 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1. 通知義務:刑事訴訟法第27條:
  • 第1項: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
  • 第2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 第3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 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二)對少年犯的保障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之2,詢問或訊問少年時,應先告知下列事項:

  1. 所涉之觸犯刑罰法律事實及法條或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各目事由;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2.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3. 得選任輔佐人;如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4.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而少年表示已選任輔佐人時,於被選任之人到場前,應即停止詢問或訊問。但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請求或同意續行詢問或訊問者,不在此限。

(三)誰可以在場

  至於被告受偵訊時,誰可以在場:

1.辯護人:

(1)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

(2)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3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3)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2.輔佐人:

(1)刑事訴訟法第35第1項: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得向法院以書狀或於審判期日以言詞陳明為被告或自訴人之輔佐人。

(2)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

(四)現實面的問題

  針對弱勢被告,雖已有法保障,但檢警機關如何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從外表觀察、主觀判斷?而就算已得知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但怎麼判斷不能完全陳述?最終是否又是由檢警自己主觀判斷?尤其在偵訊階段,因有24小時的法定限制,不可能進行任何精神或心理鑑定,故雖現行法制有不算少的保障,但要否發動,仍委之於偵訊者的主觀判斷。但偵訊者的內在心態,是傾向於啟動這些保障、還是不想?

(五)最高法院的見解

  而當被告指摘,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但警察並未通知法扶,亦以各種方式並誤導其放棄委請律師之權利,但法院見解總認為,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始有其適用。上訴人於警詢、檢察官偵訊時,均已依法告知得選任辯護人或請求法律扶助之權利,且依前述勘驗筆錄記載,上訴人於警偵訊過程中,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陳述」之情形,自非前揭所指應為強制辯護、應有輔佐人在場協助之情狀,其復自由陳明不需請律師,自己答辯等語,是其於警詢、偵查中未選任辯護人,要屬其選擇自我辯護之問題[2]

(六)如何調整應然與實然面的落差

  現行法,雖對於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的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訊,有不算少的法律保障,但實踐上,卻可能有不少落差。就未來方向:

  1. 有無可能只要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去除無法完全陳述之要件?
  2. 對於有否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有無可能提供給檢警一個簡單、明瞭的鑑定方式?
  3. 只要有身心障礙手冊,就無庸再考慮其他?

  而更重要者,可能是如何調整執法者的心態。

 

[1] 關於被告的不在場證明,往往是由其親友所證,自然不為審判者所採信。

[2] 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347號判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