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4    文/蘇明明/經理(新竹市)

香港反送中遊行，一場接一場，格局之大，人數之多，令人乍舌。政治的敏感神經，一經牽動，一發不可收拾，仔細探討，卻又與司法有關。由於中國的司法的公正性，時常被質疑，一旦被送中審判，結局如何，想都不敢想。

反觀台灣的司法，人民的信心指數又勝了多少？對法官超過八成的不信任度，給出了答案。只不過，在民主的國度裡，至少不會有被消失的疑慮，即使被冤枉，還有冤案平反協會或相關人士的奔走，增加平反的空間與可能。最怕的是迫於時間或辦案壓力，在不得不違反證據法則的情形下，被刑求、羅織罪名或任意栽贓，所謂的看不見的黑手，如蘇建和、江國慶、徐自強、鄭性澤等。辦案草率，證據不確實際，早就有前例，加上司法系統不願面對已經造成的錯誤，只要源頭出了錯，乾脆將錯就錯下去。

第一種形式的迫害，來自檢調單位粗糙拙劣的辦案手法，以鄭性澤案而言，警方一開始就假設歹徒羅武雄已死、一定是鄭性澤開槍殺人，便刑求鄭性澤作出犯罪自白，但後來查到一些客觀資訊與自白不合時，沒有回頭想想哪裡錯了，反而把現場證人再重新召回來做筆錄，建構一個「交槍說」：「警察不是回頭檢討先前的假設，而是去補假設錯誤的漏洞，讓鄭性澤『有槍』。這完全是有一個新資訊和事實出來後，為了圓說原來的假設，再做一些調查，調查是為了滿足那個結果，一直調查槍枝有沒有交到鄭性澤手上。然後，後面的系統又沒辦法去檢視他、反制他，一路就判下去了。」

另一種形式的迫害，來自個人的偏私，所謂法官的良知，典型的郭瑤琪案可為為代表，審理其案的司法官，除污點證人供述外，手中毫無證據可以證明郭瑤琪收了茶葉罐裡的2萬美元；但司法官掌握了「話語權」，也就是「有罪無罪、我說了算」，以致「證據法則」只是聊備一格、「無罪推定」更是笑話一則，被告再有天大的道理，也只能無語問蒼天。

還有一種迫害是行政凌駕司法的威權強制手段，民國96年七月十三日，法院經三審確定，判決太極門無罪無稅，白紙黑字寫在判決書上，但國稅局依舊不認帳。其實稅單未等法院判決就已經開出，所依據的僅是檢察官起訴書，起訴書僅是待證事項，根本未經法院判決，怎能當成課稅依據！嚴重的程序錯誤，讓被告飽受冤稅的荼毒。歷任財政部長都說，既然此案由刑案而來，刑案無罪，稅案就沒有，早在12年前法院都已判決無罪無稅，稅單沒有理由不撤回。然而，國稅局依舊可以矇著眼，不依法院判決，套句俗話，叫做無法無天。

在台灣，司法改革從不缺席，儘管不信任司法的比例超出預期，然而肯為司法改革付出行動的，卻相對的少數，那天為司法而走的遊行，能像候選人的競選的造勢活動一般，那才真的讓人感動並刮目相看。香港的司法先進透明，香港的人民團結自醒，反送中遊行遍地開花，在歷史上永遠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