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是聯合國「國際良心日」，2019年聯合國大會決議文指出用愛與良心促進和平文化的實際做法，其第3點：「邀請所有會員國……與私人機構，和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在內的民間組織，按照其地方、國家和區域社區的文化和其他適當情況或習俗，包括通過優質教育和提高公眾認識活動的方式，用愛與良心構建和平文化，從而促進永續發展。」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民間組織卻積極與國際潮流接軌，以世界公民的力量，同步響應，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良心。
然而在政府施政方面，不少行政裁量卻讓人民看在眼裡是極端沒良心的，和民間公益團體形成強烈對比。黃帝穎律師在2021年世界公民日暨國際良心日—「法稅真改革 良心救台灣」系列論壇中，以某成衣商被海關認定侵害商標權一案，探討有效權利救濟之法律運作。此案在法律界有不少論述，類似案件很多，若能加以釐清，對人民權益和政府形象有極大助益。下文即整合黃律師和其他學者之論述，期協助公務機關找回良心，讓人民恢復對政府的信心。
某成衣商於2006年進口日本產製成衣一批，被海關認定為仿冒品，在行政處分方面依海關緝私條例處一倍罰款，並沒收該批成衣。此案在違反商標法之刑責方面，經刑事法庭送日本原廠鑑定，確實是真品並非仿冒，再於2009年判決無罪確定，成衣商總算是獲得刑事方面的正義了。然而在行政處分方面，成衣商卻陷入惡法陷阱難以脫身。向海關申請復查不獲變更，向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2013年後改制為財政部法制處）提起訴願又遭駁回，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仍然被高等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成衣商實在不能接受明明是真品卻被海關判定是仿冒，只有提起再審之訴，又被駁回。成衣商再向原處分機關（海關）申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撤銷原處分，依舊被否決。成衣商只得再提訴願，還是被駁回，至此成衣商已不再提行政訴訟，而是另謀他途，上陳請書主張該批成衣已確定是真品，請海關依職權准予返還押款、罰鍰及扣押物等，再遭否決。成衣商不服，依訴願法（1930年制訂、2012年首次修訂迄今）向財政部訴願會提起訴願。這次訴願會終於良心覺醒了，於2012年以台財訴字第10111300840號訴願決定，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撤銷原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明明是真的，卻被當成是仿冒品，看走眼的海關固然可議，但事後處理司法和行政救濟官員的態度，就令人不解和憤怒了。難道人一旦做了官就必然沒了良心死不認錯？只要一紙公文就可解決的小事，卻要無辜受害者窮盡資源興訟，國家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六年下來只換得七字「另為適法之處分」。就算海關發還被扣押之成衣，就算該批成衣六年壓在倉庫內不發霉，其款式也早已過期，成衣商如何賣得出去？政府要如何賠償？
真假成衣案並非特例，類似的冤案假案數以萬計，只有極少數的幸運兒能夠在耗盡心力資財後掙得「另為適法之處分」，從頭再來一次；絕大部分的冤案假案是「竇娥冤」，只有天降六月雪才能洗冤。如此蠻橫不講理，誰還相信政府？為何21世紀的民主台灣，一再上演六百年前封建明朝的冤情？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劉建宏教授解讀此案解套的法理，認為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請求再審，或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重啟行政程序，都不可行。劉教授贊同的是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撤銷原處分，他引用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8條「撤銷違法處分」，雖然表面上是授權行政機關得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並無明文讓人民提出申請，但考慮人民之利益，德國人民仍可依第48條請求行政機關，作成「無裁量瑕疵之決定」。劉教授認為，以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作為曾經行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後之最終救濟途徑，是可行的。在法理上，即是承認第117條賦予人民「無瑕疵裁量請求權」，當原處分顯然違法時，行政機關原有的 “撤銷原處分之裁量權” 限縮至零，意即行政機關已無選擇的空間，“必須”撤銷原處分。劉教授的主張，是出乎良心、合乎法理、合乎一般人期待，印證了財政部訴願會決定的合法性，值得全民肯定。
遺憾的是，2012年「另為適法之處分」之後，真假成衣案並未結案。成衣商於2016年再引用第117條請求海關撤銷該行政處分，而海關認為本案已逾越行政救濟之法定不變期間（五年），而且已經行政法院確定判決，拒絕成衣商之陳情。法學博士姚其聖提出兩爭點：一是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之「法定救濟期間經過」是否真為五年，即使訴訟仍在進行？ 二是行政法院之判決對行政機關是否有絕對約束，即使行政法院審酌的根本不是事實？
對於第一爭點，姚其聖引用行政法泰斗、前大法官吳庚之著作與意見書，並參酌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之立法理由，歸納得結論：對違法之行政處分，法律上設計有兩個救濟途徑。在法定救濟期間內由人民提起行政救濟，依訴願法第14條及行政訴訟法第106條辦理；在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則授權由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處理。兩者構成要件、規範主體、立法目的都不同，可以並存，並不衝突。這樣的設計是為了增加人民獲得救濟的機會，減少違法的行政處分。本文引申姚其聖結論，認為海關提出「行政救濟之法定不變期間」，是誤把限制人民的時限，套在自己頭上，如此畫地自限作繭自縛，只是要逃脫責任。世上怎可能有法律不准公務機關修正自己造成的錯誤？明知有錯卻不改，堅持將錯就錯，才是真正的沒良心，結果當然是民怨沸騰。
對於第二爭點，姚其聖認為：基於五權分治，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以及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原理，行政法院駁回原告（成衣商）之訴，並非限制行政機關不能更動行政處分。行政權之意思決定，是否應受司法權之拘束，自應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在法律明文範圍以外之事項，行政權之意思決定，不必然受司法權之拘束。本文將姚其聖意見轉譯為較淺顯之文句：實際上，五權各司其職，皆在法律明文範圍之內，並無誰大誰小之序。若要論誰大誰小，那就是專制人治，而非民主法治。行政法院的職權是依行政訴訟法判決原告訴求有無理由，並不包括判定成衣真假。成衣真假既然已由刑事法庭判定，海關就應該基於刑事法庭的判定，並依照訴願會「另為適法之處分」，遂行海關職權徵收適當之關稅，即可結案，無須受限於行政法院之判決。糾結於行政法院之判決，而不參酌刑事法庭的判定，好比硬要牙科醫師動開心手術，既不合法理也不合常理。
黃帝穎引用德國前聯邦憲法法院法官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提出的「形式法治 對比 實質法治」觀念，來審視真假成衣案。德國在20世紀初的民主是形式法治國，只求形式上遵守法律，接受「惡法亦法」，這樣的法治卻讓奧國人希特勒竊取德國，繼而沒收了德國的民主。二戰後德國學者痛定思痛，體悟到法治國的重建必以落實民主與人權價值為依歸，才能確保民主免於淪喪。Böckenförde將「實質意義的法治國」理解為：「國家行為必須創造一個實質正義的法律狀態」。循此，行政機關有義務主動更正錯誤的處分，而不是曲解法條來阻止人民獲得實質正義。對於真假成衣案，黃帝穎和劉建宏的意見一致，都主張限縮“撤銷原處分之裁量權”至零，行政機關“必須”撤銷原處分。黃帝穎稱許輔仁大學吳志光教授提出 “裁量權收縮”之主張。吳教授說：在裁判個案中對「不變期間」，予以「合憲性限縮解釋」，是法官責無旁貸之義務。同時參加論壇的前大法官許玉秀也支持吳教授之主張，她說：以法安定性支持時效的問題，沒有妥當性，不可能有安定性。國家如果犯錯，人民追究國家應該沒有時效限制；反之，國家要追究人民責任，應要有時效限制。
綜合上述，法界人士一致認為：政府有錯就要改，法律上絕無「錯久了政府就不能改」、「錯久了人民就不能要求政府改」、「既使行政法院錯判行政機關也不能改」。前大法官吳庚曾寫道：「『法律是實用理性，而非純粹理性』，適用法律不宜只顧邏輯正確，而背離實際。」前大法官馬漢寶曾教示學生：「法律的基礎在理性，正如科技來自人性。」政府有錯就要改，是理性，就是人性，也是良心。
若窮盡一個國家的制度與法律，都完全沒有任何一條活路可資救濟，人民就沒有讓這個國家繼續存在的理由，而且也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公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亦不例外。」的規定。按我國現行行政救濟制度，從復查、訴願到行政訴訟的弊端，讓行政救濟實況形同虛設；再審制度也因時效限制等重重枷鎖，門檻之高對人民來說也是形同虛設的狀態，就目前的整個體制與法律來看，只剩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算是冤錯假案的「救命仙丹」。然而，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在實務見解上只適用於法院尚未判決的案件，此實務見解的觀點顯然自限於形式法治國；而此法條並無規定尚未經判決確定的案件才能適用，從實質法治國精神而論，必須以良心出發落實社會正義，不可以對於被枉法裁判的案件視而不見，法界學者、法官及相關行政機關必須勇敢突破解決沉痾，提升人權水準，更不能以迂腐心態與沒有承擔認知的不作為，持續造成的人權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