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巨大衝擊，台灣防疫有成，台商資金紛紛回籠，讓沉寂一段時間的房市不僅回溫，還因疫情紓困措施加溫，迫使國際央行大印鈔，讓數兆美元的熱錢流竄全球，導致龐大資金快速流向房市。
居家工作潮及低利環境，讓首購、換屋、高資產置產族群皆出籠，造就了交易年增量暴衝的現象，在疫情壓力下房價卻逆風高飛，年輕人買房痛苦指數來到新高點。眼下房價上漲，是由於游資過多，游資必然搶購相對保值的房地產，這對剛入社會手無房地產的青年是相對剝削。青年需要被培養和投資，才能生產出財富，進而發展經濟；而不是在青年還沒產出財富之前，就用通貨膨脹壓垮青年。為了紓解民怨，朝野兩黨接力推動打房，財政部為了壓制炒作預售屋，對預售屋紅單轉讓也要課稅，是否見效日後便知曉。
繼杜絕紅單炒作後，財政部提出「房地合一稅2.0」以防堵投機客利用預售屋炒房，央行也祭出限貸避免資金流向投機炒作。表明打房不影響剛性需求的自住戶，而是對房屋短期持有及預售屋換手之獲利課重稅。「房地合一2.0」的策略包括：短期持有是指持有房屋五年內出售房屋，出售時課以重稅，將原本規定房屋取得一年內出售課45%稅的時間，時間延長為2年；以及持有1~2年課35%稅的時間，延長為2到5年。短期持有的課徵對象囊括新法上路後的房屋出售，以及溯及2016年後取得房屋之出售。也額外明訂預售屋交易賺取之價差，非依照所得稅法第14條定義之「財產權利」交易所得，獲利納入綜合所得課稅（適用5%~40%綜所稅率），而是將其視為為實體的房屋交易，改以房地合一45%重稅課徵；若預售屋交屋後，預售持有時間會被歸零，由交屋日重新計算房屋持有時間。
財政部打房立意雖美，但是否能有效抑制房價仍受大眾質疑，因現有策略以懲罰性重稅為手段，多項新法內容悖離法治原則，新法並未就房價上漲背景因素深入細部探討作配套，而是將粗略制訂的懲罰性稅則端上檯面，公信力難以服眾，被輿論喻為「草打房」。其中被詬病的主要有幾項：首先是預售屋換手的交易項目是「權利」交易，硬是把其視為「實體」持有的交易課稅，引用法源錯誤；從另一觀點看，若要打壓預售交易，應明訂行政規定，去抑制投機的預售交易行為，而非妄加處罰稅，依最近房市交易已經有將這些稅賦轉移到房價的現象，如此一來越打房房價越高，年輕人及無殼蝸牛離買房越來越遠，生育率恐持續往下掉，政府下錯藥，總是以提高稅及用高懲罰稅想抑制房價，其實，源頭管理才是無風險的有效政策。
但財政部為了博得大眾支持對預售屋交易課重稅，以利用輿論壓力將預售屋交易者，塑造成炒房元凶，以此淡化大眾對引發房價上漲的真正原因。房地專家指出房市炒作的核心，應是土地和預售紅單炒作，紅單炒作在政府嚴控下已有收斂，但炒作土地仍相當嚴重，囤地問題必須要有相關對策，才能抑制房價。現有打房避重就輕，並未對症下藥，反而可能像過去奢侈稅轉嫁在房價上，讓房價被墊高的歷史重演，最終受害的還是剛性需求的自住買家。未針對房價上漲的原因制定對策，只是將重稅閉鎖期由原來的2年延長為5年，房價遞延5年後漲價，僅能治標非治本。新制上路後，短期投機買賣的炒房客將大量退場，房屋持有者為了避開重稅，會延長房屋持有時間使釋出房量減少，加上建商因預售屋被打壓而減量蓋房，房屋來源會減少。這也將導致有就業及就學大量需求的市區，因需求量高於釋出房量，再度出現價漲量縮的現象。
就實務面來看，打房政策確實有多項難處，常牽一髮而動全身，想要周全需一段時間琢磨或因時修正，絕非一蹴可成。在這樣的過程中，想要人民與政府站在同一條陣線上，就要納民於胸懷，所立之法非單純加稅，以懲罰手段可成，而是要尊重法治，瞭解人民需求，以疏導代替壓抑，較能穩定房價。例如：這一波在南部投入預售屋交易者以年輕科技族群為主，其原因為科技族群對國際產業變動及資金流向敏感，因量化寬鬆而預期貨幣貶值的心理，把房地產視為財務管理的重要項目，這樣的思維是合理的，不應將其汙名化。而是該思維如何建立良好管道，以具獲利價值的條件吸引資金導入正規金融機構，集中地適當運用在產業投資或重大公共建設，不僅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利，還能避免資金亂竄，造成通貨膨脹並集中在相對保值的房地產。再者，商品漲跌還是靠市場供需平衡去決定，房價會漲的地區都跟需求密切相關，跟交通、醫療、環境舒適友善度息息相關，倘若這些條件都集中在市區，房價當然只漲不跌。政府建設應在各區域去計畫作細部及平衡性的分配，在各都市區或就業區周邊較偏遠區，為其提供便捷的交通，方便疏導弱勢者居住在房價低水位區，但能滿足便利就業，這樣就能避免大眾向都市集中，讓需求由市區向外疏散，就能防止市區房價被進一步的哄抬；集中特定區的情形若無法改變，人民持有房產條件將更趨向M型化。
如何把游資轉換為經濟發展的噴射引擎，我政府可參考1972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席克斯（Hicks），對於英國產生工業革命從而稱霸全球百年的研究成果。他寫道：「工業革命真正的動力並非單純技術上的革新，而是金融革命」、「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單純的技術創新，例如瓦特改良蒸汽機（1776年），並不足以造成經濟增長，得靠長期且充足的資金運作，才能整合分工形成產業聚落，才能創造重大利益，勞工薪資才會大幅成長，經濟才能進入良性循環。而英國的金融革命，是在光榮革命（1688）上台的英王威廉三世發起的。威廉三世簽署議會提出的權利法案（1689），確定「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至此，英國政府再也不能橫徵暴斂了。而且，議會為了避免威廉三世濫稅，還編列預算以限制皇室支出。在這些限制之下，威廉三世只能在有限的稅收之內維持政府運作，他唯一的選擇是嚴控預算平衡和貨幣發行，又嚴厲肅貪，建立一個廉能政府。他創英格蘭銀行（1694），收攬民間游資投入各項公共建設，帶動經濟活動，才有稅可收。這些措施為英國經濟創造了良性循環，英國政府信用良好，外國資金不斷湧入，因為不用擔心會被濫稅或被通貨膨脹吞噬，英國政府可以用很低的利率借到錢，得以興辦各項公共建設；英格蘭銀行還進行創業投資，讓瓦特這樣的發明家兼工業家能有充裕資金研發。史家把威廉三世這一系列施政，包含賦稅、銀行、公債、外匯、股市等金融體系各方面的改革，稱為金融革命。金融革命激發了經濟活動，把產業由原始的農業和手工業，提升為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大規模產業，為瓦特改良蒸氣機鋪好康莊大道，才會有工業革命，把英國從一個二流海島海盜國，提升為世界第一霸權長達百餘年。
英國是在民主法治下展開工業革命，結果是全民皆富。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艾倫（Robert C. Allen）賡續席克斯，研究工業革命對基層民眾的影響，他發現自工業革命剛開始的1775年，倫敦基層勞工收入開始爆炸性的成長，到1825年已是維也納的7倍；再用收入與基本生活支出比例來觀察，倫敦基層勞工在1775已是3.4，同年的維也納則是悲慘的1.3；倫敦直到1825才開始有爆炸性的成長，到1875年達5.7，遠勝其他城市。這說明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是產生價值供全民享用，使基層薪資大幅提升，而不是房價暴漲。資金湧入英國，在良好的金融體系運作之下，幫助英國奠立經濟基礎，而不是通貨膨脹。
台灣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受創相對輕微，使全球資金湧入。財政部以重稅抑制房價，然而，若未釐清房價上漲的真正原因，就貿然以公權力干擾市場機能，恐怕會有反效果，絕非青年之福。財政部何妨把眼光放大放遠，仿效英國成功前例，運用財政部的金融工具，包含稅、銀、債、匯、股等，建立既廉且能的金融體系，收納民間游資到金融體系，用於公共建設和創業投資，藉此創新產業、創造財富，青年收入必能大幅提升，何愁社會階級M型化居無好宅？ 政府創造出健全的金融機制，才是真正從根本上幫助台灣青年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