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日前召開記者會表示，收集全球人均GDP前100個國家的大學學雜費資料，以「購買力平價」換算後的學雜費，進行國際比較，台灣的學雜費高居第14名，非教育部聲稱的「已相當低廉」，並呼籲教育部勿讓任何一所學校調漲學費；而大學學費已連續14年凍漲，人事成本因薪資調漲增加，要維持高品質辦學，又不能調整學雜費，各大專院校校長，也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苦。因此，學校與教師只能如火如荼地提計畫、拼評鑑、搶資源，這樣的台灣高教難免令人擔憂！
由於台灣貧富差距近年來明顯擴大，也反映在孩子進入菁英學校的機會。 台大的清寒獎學金不太容易發出去，因為學生來自中上階級的比例居多；而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多數集中在私立大專院校， 他們來自資源較缺乏的家庭和偏鄉，卻至少要付比公立多１倍的學費，於是辦理助學貸款的學生大增，這凸顯了台灣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也不公平。全體納稅人的錢沒有幫助到弱勢、偏鄉孩子，反而補助了中高所得家庭的孩子。對許多借錢念大學的莘莘學子來說，完成學業就是還債的開始。
然而，卻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並不選擇在台灣念大學， 高中生出國唸大學人數近 5年之間成長了５成，人才出走年輕化，這反應了有一群學生和家長，更渴望和國際連結，台灣的高教國際化不足也是事實。
台灣應該是亞洲國家中，除北韓外，極少數沒有得到外國大學青睞設分校的國家，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國內的大學很多，無需再引進國外名校； 教育部的設校諸多規定早已不符合國際標準，例如必須要有操場、校長要教育部核定，還有學費凍漲…等，都會遭到國外大學質疑。 高等教育缺乏國際化，影響的是教師研究水準的提升，以及學生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 因為安於象牙塔內的老師跟學生，在競爭激烈的地球村時代，都難逃被超越、被追趕的命運， 台灣高教的品質正一點一滴被消磨下降。
曾經擔任國策顧問的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先生曾說，我們的政府像是個身高165公分，體重破百公斤的大胖子，龐大的官僚體系，什麼都管，卻什麼都管不好。這也是台灣教育的大問題 。
教育部對大學「管理」的方法非常的多，「評鑑」制度是主力，也最被詬病，衍生一堆非預期性的惡行連結，完全背離初衷。有教授就投書指出，當初無論是指標建置或實施方式，都沒有經過公共討論，缺乏基層教師、 學生、系所及工會團體的聲音 ，根本是一套由上而下的控制體系。
雖然2年前教育部宣稱各大學系所可選擇不辦、自辦或委辦評鑑，但多數學校「不敢不辦」，因為教育部會直接或間接的要求學校去做，例如若沒有達到一定的「指標」，就會被扣「獎補助款」， 尤其是私立大專院校為了爭取經費求生存，只好不斷地改變學校的政策方向，以求符合指標，造成學校經營沒有特色 。
再者，有些 「普通大學教授」主導評鑑「技職大學」，但不了解技職體系、缺乏實務經驗的普通大學教授，怎麼引導技職體系做一個正確方向的發展？台灣高教雖然有普通大學跟技職大學的分流，可是許多做法上卻讓技職體系越來越弱化 。 技職體系培養出來的專業技術人力，曾在台灣經濟高速發展的六０、七０年代，為台灣的產業創造了經濟奇蹟，先進如德國，至今還是非常重視這一層技術人才的培育，台灣卻讓這一層的技術人才漸漸消失。
為何各校院系所要無奈的配合評鑑？因為它是一個獎懲機制，涉及國家經費分配、招生員額、學校名聲，施行的結果是：學校發展出各種荒謬的「因應之道」，教師忙於很多無意義的工作，學生受教品質降低。
大學雙薪教授林立也是一個問題，資深教授若有教學熱忱，延後退休並無不可，國外諾貝爾得獎者，或優秀的教授教到七、八十歲也是常有；但台灣私立大學大量聘用退休高官，或公立退休教授擔任教職， 這當中有借重其豐富的學識經驗，繼續嘉惠莘莘學子，但有更多只是借重其豐富的人脈，方便為學校爭取各種補助經費，於是「學閥」、「尸位素餐」者所在多有，這阻斷了新進學者之路，造成學術斷層。
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務實的、真實的，12年國教學生準備很多的「備審資料」有多少是真的？大學教師努力搜集「績效點數」產生一堆算篇數、積點數的不實用學術論文，並無助於提升學術與教學品質；企業管理中常用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簡稱KPI），更被廣泛地運用於大學評鑑與計畫執行之中，但是教育的多面向和學術的生命力很多是無法被數字化、指標化的，因為搶經費、搶學生，產生沒有實際執行效益的KPI跟作假有何兩樣？ 台灣的高教因為不當政策而空轉，一再地陷入國際化不足、招生不足、教育品質不佳的惡性循環裡，這必定拖累國家競爭力。
針對高教經費短絀，有學者贊成郭台銘先生主張的「富人稅」挹注於高教；有人則持反對的意見，認為心甘情願的「富人捐」比強制性的「富人稅」來得更吸引人，且高教經費窘困，很多國家都是如此，應各自用心自籌財源，美國大學校務經費的籌措，除自有基金的投資理財外，最重要來自捐款，美國大學校長的第一任務就是募款。
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先生也曾在教育方面提出建議，他認為應讓教育自由化、民營化，減少干預，讓學校經營出自己的特色，教育部不需要去指導學校要教什麼，只需規範台灣共同的價值觀，例如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環境保護等等。他建議政府提供的補貼，直接補助學生，而不補貼學校，依據家庭所得基準的高低分階來補助，打破公私立大學補助不均，資源懸殊的問題，讓需要補助的學生都能享受原低學費的好處，並且在自由競爭下，提升校方的教學品質，學生的素質也會提高，又能與國際接軌。
台灣的教育因為「資源分配不均」已成為製造階級的工具之一，有錢人對於孩子教育的選擇權越來越多，而窮人家孩子的教育路卻愈走路愈窄。教育部的文化與官員的思維不能再狹礙守舊，應該以更開放的態度，思考另一條解決之道，台灣高教必須建立未來十年，甚至百年的願景藍圖，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用預設人性本惡的評鑑制度來管控學校與老師，應相信知識份子的自律和自尊，真正的學術自由才有推動變革的理想和動力，讓台灣學子都能得到公平且優質的教育機會，成為真正願意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