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驚爆名模林志玲逃漏稅近千萬，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十多年來，她都以「執行業務所得」來報稅，依法先扣掉45%費用，因為她接廣告、拍戲，自己都需要負擔相關費用，包括經紀佣金等等，工作性質和演藝人員相同。國稅局卻認定她是凱渥的員工，將92-94年的收入列為「薪資所得」，需要補稅684萬元，再加處135萬元罰款。突然被稅務機關認定為「薪資所得」，稅負大增，還被扣上逃漏稅惡名，讓志玲姊姊很不服氣，她強調：「我沒有逃漏稅，沒有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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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非洲鼓詹老師案，前些日子桃園地院首度開庭，開庭過程包括司改會成員、教授蔡丁貴及多位民眾都來聲援。去年被中壢警分局興國派出所葉姓員警盤查，還被以「大外割」制伏上銬逮捕，葉員獲不起訴後詹女聲請再議逆轉起訴，對於葉員及辯護人主張盤查有據、無不法犯意且符合比例原則，請求予以無罪，詹女當庭強烈表達不滿，斥責葉員說謊，辯護人把黑的說成白的，所有辯詞很荒謬，難道行經旅館、臉頰消瘦者都是嫌疑犯？若警員獲判無罪，還會有多少人受害。
檢察官為公益代表，有所謂「捍衛公益型」。西方刑事訴訟普遍經歷了從「自訴」到「公訴」的轉變，檢察官逐漸成為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濫權追訴處罰罪，「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檢察官另有「媒體作秀型」、「政客打手型」及「公器私用型」等，為非作歹，檢察官的究責機制，有強化之必要。因而健全檢察制度、杜絕檢察官濫權起訴、防止司法資源浪費，為國人企盼「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應予重視。
前中研院長翁啟惠捲入浩鼎案，最後雖獲無罪判決，仍造成其等名譽、隱私、工作、身心壓力等嚴重損害。監察院認為檢察官對於貪污案件之偵查、限制出境、起訴等，攸關被告公務員聲譽，在辦理重大貪污案件時，應該以更謹慎的態度、遵循證據嚴謹及偵查不公開原則，以保障民眾權益。
一件毒品案件因法官洩漏告發者資料，而讓這位秘密證人走投無路，連同親人都陷入被追殺的危機，當然這位法官已被起訴了；但是在「近親繁殖」的司法體系結構中，難免會讓人有瓜田李下、官官相護的結果，人民相當地無奈。濫權法官被檢察官起訴了，那濫權違法的檢察官呢？
一事不兩罰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但若碰惡檢察官，那就如同稅務官員開違法稅單萬年不死一樣，沒完沒了；往往不考慮法律的正當性，只憑著自己的想法或是感覺辦案，構陷百姓入罪，如此草菅人命的執法官員，任何百姓都會不寒而慄，毛骨悚然。司法人員濫用公器眾所皆知，違法濫權者更是用惡法來玩弄百姓。政府本該對濫權檢察官有退場之機制，才可維持政府良好之形象，對於違法濫權者才有所警惕，才不會再濫害無辜。
侯寬仁檢察官在馬總統特別費案中及雲林土庫棄土場案中不實筆錄，重創司法的公信力，而法務部卻蜻蜓點水般，只出手給予申誡及飭令注意之處分，這種不痛不癢的處分，似乎鼓勵官員做錯事不用負責任，叫人民如何守法與信服？執法者知法犯法，罔顧人民的基本權利，該如何處置？「護短」又是官場中為求自保，而衍生的一種特殊文化，小老百姓不幸碰到這種「惡檢」，就如同小蝦米碰到大鯨魚，沒死也剩下半條命了，看來也只好自求多福了。
少數司法官員濫用公器虐民時有所聞，更有違法濫權者更是用惡法來玩弄百姓。就拿侯寬仁檢察官仗恃著擁有「公權力」，從不檢視自己起訴的案子定罪率有多低，「知法犯法」，膽大妄為居然敢竄改筆錄，做最不好的示範，讓社會風氣敗壞還不知，這款的惡檢敗壞司法公平公正的形象，是讓司法人權倒退的主因；又監察院對侯寬仁檢察官濫權辦案的調查案，其長官卻只提出申誡的懲處，實在無法信服於百姓。
今年第三度兩公約審查會議，法務部代表竟對審查委員表示，台灣從1982年之後，就未有酷刑發生，但事實戳破了官員的謊言，若以超過1/4世紀，遭受重大人權迫害的太極門案為例，歷歷可見公職人員在偵查中擅用種種違法不人道的手段，暴露人民遭到酷刑的悲慘。